2000年《朋友通信》项目组工作会议（下）
北京代表三：那么精神病学界将同性恋列为变态的标准是什么呢？
丛中：就是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只有少数人是这样，于是少数者就被
列为变态。
疾病和心理健康的诊断标准，这种标准目前在社会学中很常用，
在精神学中也很常用。再者，目前精神病学仍然持生物医学的观点，
比如给精神病人用药，以检测其脑生态有何改变；在同性恋议题上，
有些人总希望是某种基因遗传或者生化遗传，包括在座的不少人士也
希望科学界能够拿出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导致的证据。
李玉玲：在这个问题上，二言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指出同性恋病理化
的最初病人样本，就是来自精神病院的病人和到精神病科来求助的同
性恋者。奥地利精神病专家克拉夫特─埃宾就是通过这些样本来奠定
同性恋疾病说的理论基础。他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道德败坏，而是一
种心理变态。
二言：关于同性恋是否违反道德，或者同性恋医学化和非医学化的探
讨，《朋友通信》和《桃红满天下》登载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大家
可以参考。
童戈：有关“同性恋不是疾病”或者同性恋先天性的研究，中国目前
没有，但国际医学界已经有了。所以，精神卫生界的专家也罢，其它
领域的科学家也罢，不能因为你自己没有你能力去搞，或者自己没有
搞，就对人家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比如，现在国际上已经有研究表
明，同性恋的形成具有先天性的因素，也可以是后天行为形成的，在
科学研究上，谁都不能包打天下，科学永远有不可知的领域，总是由
可知去探索不可知。
二言：记得张北川老师在《精神卫生通讯》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指出同性恋病理化的观点，本来就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本来就是件
“舶来品”，而不是中国学者自己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做出的。然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学界──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心理
学和精神病学界在内──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科学证据，推翻了同性
恋病理化的观点，那么这些方面的研究值不值得我们借鉴呢？
丛中：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会要就诊断标准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其成
员包括来自各地的专家，由他们来讨论和决定是否应该就原有的诊断
标准进行修改，以及如何修改等。具体程序是：每人都去搜集病例，
也就是说，对同性恋来说，也把它当作病例来记录和录像。同性恋病
例的搜集由重庆医科大学的杜昌明教授来负责。假如在座的哪些人愿
意与他联系，那就会对整个工作组发生一定影响。当然，最后的决定
还需要经过集体讨论，而且成员们也清楚，同性恋的疾病归属如何是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国际医学界对此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而中
国的疾病诊断标准基本上是跟着国际走的。
当然，还有一种思想需要提防，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疾病诊断标
准”，当然对于这种观点，我也有过一些讽刺，因为精神病作为疾病，
是无所谓“中国特色”的。（与会者表示赞同）然而，精神病学的确
有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容，因为疾病有生物学原因，也可以有社会原因。
张北川：刚才大家的讨论都非常有启发意义。现在让我们转移一下话
题，请妇女专家热线的宋美娅女士发言。宋老师由于出差，不得不取
消了原定昨天的发言，现在我们让她来谈一下。
宋美娅：我想谈的是同性恋者如何尊重异性配偶的问题。我于去年７
月在妇女专家热线值班时，接到一位女军人的电话。她说自己结婚半
年以来，丈夫连碰都没有碰她一下，而且经常夜出，周末也不回家。
她刚开始以为丈夫有外遇，于是对她进行跟踪，结果发现他和一些男
孩子见面，有时甚至领一些男孩回家。我从这番谈话中推断出她的丈
夫是名同性恋者。当我告诉她这个时，她非常震惊，但后来的跟踪也
使她证实了这一点。她问我怎么办，我说最好的办法是离婚，但这位
女军人将婚姻看得非常神圣，不愿意走这条路。然而，她丈夫却对他
多次进行殴打，还经常对她进行言语侮辱。她确实在愤怒中提出过离
婚要求，每当这时对方则又下跪又说好话，于是她又幻想对方会变好。
这位女军人不仅没有性生活，而且在家庭里没有受到任何尊重，现在
变得很自卑，除了向热线倾诉外，她无法对其他人说出内心的苦恼，
身心一直承受着极大压力。她曾经谈起，很多时候自己确实想去酒吧
和舞厅疯狂一把，但又做不出。
我想通过这个事例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同性恋者的结婚是否
应该慎重结婚。如果他们结了婚，相应的社会工作者又该如何关心和
支持他们的配偶。第二，同性爱者应该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应该懂得
自律，比如在上述这个事件中，丈夫显然对妻子造成了虐待。
二言：我觉得宋老师提出的问题非常中肯。我们在讨论同性爱者如何
应付婚姻压力时，总是一味强调他们面临的困境，对他们表示同情，
却忽视了配偶那一方所面临的艰难与努力，对她们的处境了解和关心
太少。
北京代表三：我觉得同性恋者在结不结婚的问题上，应该自己拿定主
意。胳膊和腿长在自己身上，没人能够强迫你与异性结婚。
童戈：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经历。今天大家坦诚相见，我也
不介意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的个人生活，虽然我以前一直没有在公开场
合谈论过自己的家庭。
我自结婚以来，一直忠实地履行着丈夫的职责，不管是生理上、
精神上还是经济上。然而，是不是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后，一个人就不
是同性恋啦？这里我不想给自己贴什么标签，但我知道，当我走在马
路上，让我回头的总是那些漂亮的男子，而不是漂亮的女子。（在座
者鼓掌）
我和太太是有性生活的，这个我自己也走过一段从被动到主动的
路，现在我们也有了长大成人的孩子，我一直对自己的家庭负着坚定
的责任。
在现在这个时代，有人可以批判我不道德、虚伪，但在我们那个
时代，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而我所需的是另外一种勇气。作为社
会的成员之一，我必须做一个优秀的丈夫，成为一个优秀的父亲。从
这两点来说，我都已经做到了，因此我拒绝任何人批判我。
我一直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那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太太知道
了我的同性恋身份而提出离婚，我将不会对她有任何指责，我将承担
一切后果。
我跟太太已经同甘共苦了二十年，我的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帮
助，而她对我也有一定的依赖，这时候如果我提出离婚，你认为这是
道德还是不道德？
在我的同性伴侣中，有钟爱我的人，也有我爱的人，但不能因为
我没有能力去全力承受这些爱而对我加以批判。（与会者鼓掌）
辽宁代表：作为一名处于异性恋婚姻中的女同性爱者，我非常理解童
戈先生的这番心情。第四期《朋友通信》中《随遇而安》的那篇文章
就是我写的，我在这方面的感受非常深。
与我结婚的丈夫，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现在我仍然这么看他。
不管遇到多好的女性，我都不会抛弃他。我们在家庭生活的其它方面
都非常和谐，但在性生活方面，我面临着巨大障碍，所以我尽了非常
大的努力，可以说是努力忍受。如果我结婚的年代是今天这个时代，
我肯定不会选择结婚，我决不会去伤害一个异性恋者。但在我们那个
时代，情况却不同，你根本没有不选择结婚的权利。我结婚的时候，
还没有听说过同性恋的概念，只是觉得自己喜欢女性。结婚后，我对
性事非常厌烦，觉得这是个非常令我头疼的事。但我的丈夫非常体贴，
他从来不强迫我，而我也非常赞赏他的为人，所以我就想，我不能光
为自己着想，我也应该照顾到他的需要。经过几年的尝试，我觉得自
己还可以承受性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人不能活得太自私，不
能光考虑到自己。
童戈：我认为，牺牲自己，牺牲自由，去承担责任，是最高尚的。
（与会者鼓掌）
辽宁代表：当我的丈夫发现我喜欢女性时，他问我如何看待我们的家
庭问题，我说：“差不多就行了。”我现在已经和一位女性伴侣维持
了八年的关系，当然，我一直尽最大努力去维持和我丈夫的关系，而
他对我和我的女伴也非常理解，比如我这回来开会，我丈夫就对我说：
“我不担心你在会遇到什么人，会有什么样的机会，我唯一担心的是
怕你得艾滋病。”（与会者笑）
张北川：我与一对夫妇保持着联系。丈夫从同性爱渠道得知《朋友通
信》，阅读后和妻子谈了自己的同性爱倾向，于是这对夫妇就进入了
一个有趣的对抗。每当《朋友通信》快要出版时，丈夫就变得很焦躁
不安，经常来电询问什么时候能收到。通常他刚来电，他妻子就打来
电话。一收到《朋友通信》，他就开始阅读，开始变得兴奋异常，而
这时候，他妻子就变得紧张万分。出于这种情况，我就不再给他们寄
《朋友通信》了。（与会者笑）
还有一个丈夫反映，他妻子是同性爱，他怎么打她都没有用，经
常他打着打着，她就跑出去不回来。他问我怎么办，我说离婚大概是
唯一的出路。
北京代表四：有人可以指责同性恋者结婚是不道德的，但你有没有想
到，他所处的环境究竟允不允许他不结婚？如果他不结婚，他所处的
事业和所在的家庭都将使他无法生存，当他又无力改变他周围的人际
关系和生存条件的时候，他能怎么办？你当然可以谈论选择，但如果
选择了结婚，那就需要牺牲自己的自由，牺牲快乐。你这时候的决定，
是取决于你的幸福，还是取决于你的责任？
刚才大家提到了许多事例。我觉得作为个案来讲，这些人确实值
得同情，值得我们去为他掉眼泪，但这些个案是否代表着整个人群？
我觉得不是。我们在北京同志热线工作时，这里刚接起电话，电话那
边的人就开始嚎啕大哭，因为这是第一次他与一个与他同类的人说话，
他的那种感情的爆发只能通过哭泣来表达。
我说这些话只想说明：我们不能以某些个案来以偏盖全。很多时
候，我们感到自己很无能，很无奈，因为我们不可能为所有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提供帮助，而这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责任所在。所以我认为，
我们不能在某些问题上转来转去，比如说他是否应该结婚，他这样做
是否道德，等等。我觉得这不是他个人选择的问题。每个人都需要快
乐，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快乐吗？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从大方面去考虑。比如说张（北川）
老师，你不应该你的观点、你的思维方式去要求所有的人都按你的要
求去做。我们没必要相互指责谁道德，谁不道德，因为没人愿意去做
一些丧尽天良的事。如果有选择的话，谁愿意去做那些既伤害自己又
伤害别人的事情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理解是最重要的。
（与会者鼓掌）。
荣维毅：我觉得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谁也没有说同性恋者结婚是不道
德的。刚才童戈先生和辽宁代表的个人经历表明，他们是非常优秀、
非常负责任的同性爱者，但也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而对于这些人，
我们应该警惕他们或者帮助他们，以改变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我觉
得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魏宏岭：我来说几句。我觉得大家能够在这个会议上交流，相互了解
对方的观点，这是非常有益的。我觉得有几点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
首先，考虑问题时应该拓展思路，目前国际上有一些有关家庭的新型
观点，现代家庭的结构和功用与以前相比，已经起了一定的变化，我
们是否应该审视一下其中变化的理由和效用，来看看是否有值得借鉴
的地方，是否个人幸福一定需要在传统型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里获得？
另外一点是，我们不要将科学看得过于高尚。人心是可以打动的。
很多代表强调科学界的重要性，强调科学界投票可以改善同性恋者的
命运，但如何改变科学界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比
如我们可以据理力争，要求科学界审视同性恋医学化的证据，可以举
出同性恋非医学化的科学证据。但我们也可以邀请科学界人士来参加
我们今天这样的会议，或者邀请他去某个胜景来参加这样的会议，这
其实也会起一定的说服作用。你要求异性恋学者投票赞同同性恋，他
就需要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做出一种否定，而这种否定是要付出一定代
价的，所以做出决定的人肯定想得到回报，那么如何给予他们回报呢？
这是个很切实的问题。（与会者鼓掌）
张北川：现在让我代表一位没能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发一下言。香港
政府艾滋病顾问局的杜聪先生昨天晚上必须离京，但给我留下了以下
这封信：
我感到很遗憾今天晚上就要离开北京。事先不知道还有
第三天的会议。如果合适的话，希望能把以下的看法在会上
提出，以供大家参考。
最近几年，在国内不少地方出现了直接或间接为ｍｓｍ
（男男性接触者）提供可以发生性接触的场所，直接的如按
摩院和游牧式的提供性服务的地方，间接的如ｍｓｍ常去的
桑拿和澡堂等。
在间接的场所进行艾滋教育工作，目前还比较困难，如
桑拿老板既不会承认也不会说那里有性交易的存在，但在直
接的场所做工作是可能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其实就在其中做
过一些工作，如在同性恋酒吧分发安全套，在ｍｓｍ提供性
服务的场所，让服务员去分发有关安全性行为的资料和用品，
但缺点在于没有固定的、长期的方向，服务员往往也没有资
格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此外，还需要得到ｍｓｍ本人的支持。
虽然有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可行的。我们可以设立一个
针对为ｍｓｍ提供性服务的人的项目，让他们了解安全性行
为的重要性和方法，免费为他们提供安全套，定期协助他们
做性病及艾滋病检测。这些工作过去有人做，但没有系统，
也没有经费。如果能够取得这些场所的老板和顾客的协助，
那么工作也能够开展。
杜聪先生是一位来自香港的热心人士，但他的这番看法和建议，
却是在为内地的同性恋者着想。我现在把这封信念给大家听，是希望
让大家了解一下，关心我们这项工作的，并不仅是内地同性爱社区的
人士和有关机构。
二言：刚才杜聪先生提出的看法，说明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同性
爱人群中开展安全性行为教育，必须将有关信息落实到同性爱者本人。
现在我国的媒体上已经刊登了不少有关艾滋病的信息，比如《广州日
报》和《北京青年报》登出了有关安全性行为的报导，并配以大幅照
片，但如何将这些信息传播到同性爱者个人，这里就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志愿者的人身安全，一个是如何动员同性爱人群中有影响的人
物，通过他们来传递信息。志愿者在开展工作中，总是提心吊胆，比
如来自大连的牧羊先生曾说，如果警察可以随意逮捕同性恋者，并处
以巨额罚款，那么还有谁敢在公共场合分发有关性安全的资料呢？刚
才发言的那位黑龙江先生曾试图在浴池里提供安全套，分发有关安全
性行为的图解资料，但险些被抓起来。如何保证志愿者的人身安全，
使他们能够放心大胆地开展工作，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不知大家
对此有何看法？
牧羊：如果志愿者能够有一个正式证件，那么他们在分发材料时，就
会放心很多，麻烦也会少很多。比如这次开会，代表证上盖了中国性
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章，拿这个去开展工作，就很有效，可惜这个代
表证上面有日期规定。（与会者笑）能否给一个有效期长一点的证件，
这样的话，我们去分发资料时，遇到有人查问，还可以抵挡一下。我
们愿意去做健康宣传，但我们也需要人身保护啊！
二言：牧羊先生所说的是个名份问题。开展工作是实际，但必须有个
名头，这名头非常重要，因为它犹如一顶保护伞。
今天的讨论非常热烈，大家提到了许多实际问题，如安全性教育、
同性爱人群的行为特征、同性爱者的婚姻、同性婚姻和同性爱病理化
与非病理化等。许多专家和代表从各自的生活、事业和学术背景出发，
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也引起了一些非常有益的争论。更重要的是，通
过这次会议，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走到了一起，这对于以后在
同性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干预工作将起非常积极的作用。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将今天的讨论在此结束。有兴趣的代表，可
以在午餐上继续交流。我们也希望这次会议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好
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