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非病理化的政治斗争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３年之间，同性恋运动和有组织的精神病专
业之间的战场前线是美国精神病学会。学会一直只在“变态”和“性
偏离”的名目下讨论同性恋，于是斗争的主题就瞄准了诊断标准。在
《疾病诊断和统计标准》的修订版里，是否应该保留同性恋，继续视
之为一种精神变态，还是应该对此做一番修正，或者将之全部删除？
欧文·比伯在１９７０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会上，曾经与同性
恋活动分子有过激烈对抗。学会年会的组织者为了以防类似的局面再
次出现，考虑安排专门的讨论，让同性恋者讲述自己的经历。１９７１
年５月，学会的年会设立了题为“非患者的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的
讨论会，首次允许同性恋者为自己说话。讨论会的参加者包括华盛顿
马太辛协会负责人弗兰克·凯美尼、旧金山个人权利协会的拉瑞·里
多约翰、比利蒂斯之女的创始人德尔·马丁、女同性恋活动家丽丽·
文森斯和明尼苏达大学学生会主席杰克·贝克。
对于许多同性恋活动分子来说，以上走出的这一小步说明，试图
与专家达成妥协并非争取进步的最好方法，因为它可能只会取得适得
其反的效果。他们认为，应该重操故伎，象一年前那样靠打断会议来
引起注意。凯美尼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是来自同性恋社区的对精神
病专业权威提出最激烈批判的人士，他认为公开场合的冲突和桌下的
谈判交易应该并重。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习惯于透过专业术语来审视
实验方法的有效性。专业训练使他能够指出“病态”、“疾病”和
“失常”等语汇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对研究者选择的实验样本的质量
之低提出严厉批评。他总结道：“这一整套有关同性恋的‘病态理论’
毫不严谨，粗糙潦草，毫无系统，淫秽粗俗。简尔言之，是劣质科学。”
凯美尼要求精神病专家正视科学，虽然这一呼吁说服了一部分人，但
其他人仍然坚持传统看法。来自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伯纳德·ｊ·派伯
博士说：“凯美尼博士的论调并不能消除他的自贱心理。”
同性恋活动分子在各种渠道展开工作，凯美尼也参与了事先计划
好的搅乱会场秩序的活动。在５月３日的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董事商议
会上，凯美尼夺过话筒，向代表们喊道：“精神病学是具体的敌人。
精神病学为了灭绝我们，发起了无情的战争。你们可以把我这番话当
作宣战。”他们冲进会议的展览厅，威胁有些展台如果不撤下有关治
疗同性恋的器械，他们事必将这些展台打个稀巴烂。这一切在当时闹
得不可开交，以至有些精神病专家惊恐得将同性恋活动分子比作纳粹。
至１９７１年底，同性恋活动分子将他们的愤怒集中于一个要
求：同性恋必须被剔除出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疾病分类。为下一次学会
准备的标语牌包括：“同性恋、骄傲与健康：同性恋社区说话了”，
这些呼吁希望能够赢得那些赞同在《疾病诊断与统计标准》中删除同
性恋的专家的支持。组织者之一芭芭拉·吉丁丝说：“我们有相亲相
爱的同性伴侣的照片……这种爱是光明正大的。”题为“精神病学：
朋友还是敌人”的研讨会使同性恋活动分子凯美尼和吉丁丝与来自精
神病学会的同情者罗伯特·赛登柏和贾德·马默有了交流。凯美尼缓
和了批评的语调，吉丁斯传达了那些不敢暴露身份的同性恋精神病专
家的个人证词，马默和赛登柏则要求同僚们放下架子：“许多保守的
精神病专家表现残酷，缺乏思考和人道精神……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耻
辱。”这是精神病专家第一次站在同性恋者的立场上，向本行业提出
公开批评。
然而，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无名医生ｈ”（约翰·弗莱）的
在研讨会上的出场，女同性恋活动家凯·拉胡森想出了这一招。“无
名医生ｈ”头戴橡皮面具，穿着特大号的燕尾服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
材。通过可以扭曲嗓音的特制麦克风，他向坐在台下的５００名同事
说：“我是名同性恋者，同时也是位精神病专家……对我造成的最大
伤害就是失去诚实。身处一个‘治病救人’的行业里，我们同性恋精
神病专家却不能保持诚实，这是多人令人难以置信！”听众大为惊愕，
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同行中就有同性恋者，而根据这位无
名医生的所言，多年来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秘密的
同性恋人士的社会联络网，总共包括大概２００名精神病专家，他们
戏称自己为“同性恋精神病学会”。
修改《疾病诊断与统计标准》需要精神病学会董事的同意。
１９７２年的年会后不久，学会的术语委员会成员罗伯特·斯匹策与
同性恋社区取得了联系，社区人员的智慧和激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邀请纽约同性恋活动联盟的罗纳德·戈尔德组织一场讲话，让
学术委员会来听，他还同意在下一次精神病学会上主持另一场讨论，
致力于辩论同性恋是否应该被剔除出疾病分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负责评估精神病学术语的专家既不强烈地支
持修改，也不对此表示反对。他们中的极少数人接触过同性恋病人，
其他人则对此一无所知。查尔斯·西尔维斯坦是纽约同性恋咨询中心
“人之身份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从有关同性恋的精神病学研究
中汲取积极营养，并融入大量支持同性恋者的专家的意见，为精神病
学会的委员会准备了一份声明。金赛博士的合作者之一瓦尔德尔·伯
梅罗也被招来帮忙。伯梅罗在发给术语委员会成员的公开信中指出：
“精神病学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得益，使自己能够自豪地进入本世纪
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光，我对此抱有巨大信心。”他同时指出，在过
去的２５年内，精神病行业一直对金赛的研究结果视而不见，现在改
正错误虽然为时过晚，但总比不改要好。
西尔维斯坦在讲话中，使用了最能够说服精神病专家的论调。他
采用精神病术语，既着重分析，又做到面面俱到，具有极强的职业色
彩。他没有着重表达对于精神病学迫害同性恋者的愤慨，而是竭力指
明继续将同性恋列为疾病所引起的错误性科学后果。他分析了大量研
究结果，表明一些名闻全国的精神病专家如何反对将同性恋列入《疾
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他将诸如比伯和索克里底斯之类专家的看法归
为“主观而缺乏证据的理论”，犹如“成人童话”。“在过去犯了错
误，这不是罪过，”他对委员会说，“但如果你现在仍然拒绝面对我
们送到你眼前的的唯一的客观证据，那么这就是对科学的嘲笑，而疾
病诊断体系应该基于科学之上。”
这次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往对同性恋问题没有明确表态的成
员纷纷表示赞同修改，反对者则马上成立了“反对将同性恋删除出
《疾病分类与统计手册》临时委员会”。１９７３年五月，当精神病
学会在檀香山召开年会时，针对同性恋引起了极为激烈的讨论，它成
为当时此行业最具争议性的议题，犹如一只“烫手山芋”。
大约有１０００名精神病专家出席了由斯匹策举办了阐述各方对
同性恋议题看法的会议。会场气氛极为紧张，讲话者呈现出两极分化。
比伯和索克里底斯坚持传统观点：同性恋是因为儿时父母培养不当引
起，是一种可以得到治疗的精神疾病。“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剔除，
相当于美国精神病学会对其正常性的公开承认。”比伯警告说。将同
性恋视为正常，就意味着对那些陷入痛苦的病人撒手不管，这将与精
神病学长期以来坚持的人道主义精神相违背，将造成不可原谅的错误。
索克里底斯认为，异性恋行为和倾向是“人类的基本生物性功能，是
不会随着社会和政治运动而改变的”。贾德·马默是第一批坚决支持
将同性恋非病理化的著名精神分析专家。他重申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
表明，“正常的”同性恋者确实存在，并要求同僚们对之加以亲眼了
解。他指出：“如果你对于异性恋者的观感只是局限于诊所之内，那
么你也将认为异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精神病家的职责在于愈合创伤，
而不是担任社会道德的卫士。”
罗纳德·戈尔德是出席１９７３年精神病学会年会的唯一一名同
性恋活动分子，他谈到自己从１４岁起，就开始与精神病专家接触，
试图治疗自己的同性恋，他还进过著名的梅宁戈诊所，但这一切令他
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他说：“我得出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有关同性
恋是一种病态的理论是一堆谎言……精神病学本应试图使人们恢复健
康，结果却是压制的基石，使人走向病态。”他同时提到，自从亮相
后，他的自疑和自厌情绪消失无影，现在他能够更愉快地生活和工作。
他不无讽刺地向全场的精神病专家发问道：“你是希望我保持象现在
这样的良好精神状态呢，还是想对我发起另一轮治疗？”
最后，罗伯特·斯匹策为争论的两方提出了修改方案。他建议将
异性恋称为“最优”，将同性恋称为“次优”；但即使作为一种“非
常规性行为方式”，同性恋也不足以被归类为精神疾病，因为确实存
在很多自我感觉良好并且毫无精神焦虑的同性恋者；那些对自己的性
倾向感到不安的同性恋者仍然需要得到精神病专家的帮助。最后，他
建议在《疾病分类与统计手册》中删除同性恋，以“性倾向失谐”取
而代之。
“这是专门针对那些在性兴趣方面主要针对同性，但同时又为此
感到困扰，内心有着冲突。或者希望改变性倾向的人。这个疾病分类
与同性恋不同，因为同性恋本身并不构成精神变态。”斯匹策同时向
众多与会者表明，这项修改并不意味着美国精神病学会在同性恋的成
因和理想性方面采取任何立场。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并不是将之
划为“正常”，或者将之等同于异性恋。精神病学并没有向同性恋政
治屈服。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５日，美国精神病学会董事会举行会议，接受
了斯匹策的建议，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代之以“性倾向失谐”。
董事会同时通过了措辞强烈的决议，阐明学会反对在就业、住房和公
共服务方面对同性恋者实行歧视，并要求各级政府通过法规，保护同
性恋者的合法权益。
同性恋活动分子对以上这番姗姗来迟的重要胜利表示欢欣鼓舞。
芭芭拉·吉丁丝说：“我感到兴奋异常。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决定去除
了压在我背上的大石头。挥笔之际，我的病就痊愈了。”许多同性恋
者在以往对精神病学的医学权力表示憎恶，这回则在赞同中仍存讽刺。
“两千万人得到了迅猛治疗！”费城的一份同性恋报纸这样说，让人
不知这到底是欢呼还是鄙夷的咆哮。全国同性恋工作组的豪华德·布
朗是名深受尊重的医生，他做出了以下评论：“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这
项决定，使几百万人上午还患着病，却在下午同时得到了治愈。历史
上还没有那么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治疗。”
这项决定并没有中止学会内部的争议。董事会的决定一宣布，学
会内部就犹如炒翻了锅。以比伯和索克里底斯为首的反对者要求举行
会员公投。他们控告董事会发动了“本世纪最大的医学骗局”，认为
该决定有违大多数精神病专家的意见。一位会员说：“董事会没有勇
气和胆量来承受来自同性恋者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这些有着恋母情结
的同性恋者想摧毁美国精神病学会。这是精神病学的黑暗日。”
超过一万名精神病学家参加了投票，结果表明他们对同性恋的看
法并不明显一致：５８％的人赞成董事会的决定，３７％的人表示反
对。由于十人中有近四人认为同性恋构成疾病，将它剔除出疾病分类
并不意味着精神病学会对此的态度有了根本改变。从另一方面来看，
大多数精神病学家赞同非病理化，这表明老式观念已经不再在这一行
业中占有强有力的主导地位。所谓“停滞发展”的理论，所谓将一切
过错推给母亲的做法，其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将同性恋普遍视为疾病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选自《精神病学、心理学和同性恋》第１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