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一词的由来
1988年，在筹备香港第一届同志电影节（1989）时，对如何把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 翻译为中文，颇费踌躇。
有人建议“挪用”同志一词。想不到这一决定成为奠定华人同志
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与此同时，主流媒介也逐渐采用“同志”一
词；一时间，“同志”亦输往台湾、大陆及世界各地。现如今，
连同志的英文拼音“tongzhi”一词，也逐渐在英语世界被确认。
大陆学术圈内，有些人即使对同性恋现象和同性恋者能够予以理
解和宽容，也很难接受赋予同性恋者以“同志”这一曾是革命队伍中
最神圣最崇高的称呼；有的专家学者，对同性恋者抱有极大的同情与
爱心，为此弱势群体已经做了、并且正在做着大量倡导宽容平等的宣
传工作和健康保障的实际工作，也对此称谓难以认同。
“同性恋者”是一个由异性爱医生发明的医学名词，从一开始就被视
为病态，需要被治疗与纠正。早先的同性恋研究，统统是关于成因、
病症和治疗方法。现在，即使同性恋已逐渐不再被视为病态，却始终
是以性为生命中心而把人群分类的概念。反观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
没有“恐同症”，倒是有“断袖”、“分桃”等美谈，以及在古典小说、
戏曲中对同性性行为无伤大雅的表现。
在八十年代以前，没有人用“同／异性恋者”一词来说同性间的情欲，
一般是把同性性事视作行为或社会角色，仿佛同性恋并非本质地存在
于一小撮人里，而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下人人都可能发生的事。到了八
十年代，“同性恋”这一身份概念才在文字报导中出现，香港历史上
才首次开始按性伴侣的性别来把人群分类，并且视同性间的性事为西
风东渐的毒草。大陆涂纪敏主编的《性科学》（1983年）一书，亦把
同性恋归咎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荼毒。八十年代中期，ｇａｙ在香
港被译为“基佬”（ｇａｙ与粤语的“基”字偕音），英文原文本为
“自尊自傲快乐的人”，遂被贬为粗俗肮脏的性，似乎以此可以捍卫
华人文化免遭欧美歪风的侵害。
华人同性恋者，因受西方六十年代以来“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启迪与
冲击，得到极大的力量和鼓励而“站出来”，但他们逐渐发觉难以投
入到完全以白人为本的同性恋运动中。很多华人同志拒绝以“同性恋”
身份向父母告白，不一定是因为怯弱，而是不想伤害父母，拒绝对自
身文化全盘否则，拒绝对西方白人文化生吞活剥。显然，华人社会的
同性爱者，需要一个能平衡整合（同性）情欲政治与（华人）文化身
份的新理念，“同志”一词之所以能在华人世界被普遍认同，正反映
了这种需求。
由于“同志”一词中没有“性”，摈除了“同性恋”中“性滥交”、
“性变态”、“娘娘腔”等负面含义。又由于，“同志”一词虽把同
性情爱非性化，但并非否定性事，仍然保留、并以同性爱的“同”字
打头阵，同时兼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玄外音，还有
“性小众不受歧视”、“同性别的人能真诚相爱”等深意。“同性爱
者”是行为化与性欲化的僵硬概念，而“同志”一词最精妙处，是人
们永远没法准确划分同志与非同志的界限，甚至没法把它仔细定义：
怎样才算是同志？
“同性爱者”是高度本质化的身份，以情欲上的行为与欲望作指
标，甚至被量化为百分比：“我对男女钟情的比例是八比二”，诸如
此类。“同志”一反本质主义的身份概念，没有人有绝对的权威去界
定同志的本质，但又促使每个人不断反思及诠释“同志”的内涵与意
义。弱势社群可从自己的位置与经验去发声。换言之，“同志”不再
是同质化、单一化的“想象社群”，也不再是凝固的标签，每个人不
断用自己的方式，去界定同志与非同志、圈内与圈外、以至“同志”
的内容与界限；共同的志向，也不再是先验地存在，而是靠每位同志
用生命与经验去书写、见证和落实其内涵。
“同性爱者”强调性取向的差异，“同志”则既强调差异，亦坚
持大“同”的同盟策略。因为同性相爱之权利，不一定是每个同志的
生命中心。譬如，家庭不幸福不富裕不和谐、外表不高不瘦不美不俊
俏、在工厂当小文员的“同性恋女子”，生活中有诸多压力交错横陈，
同性爱不一定是她最重要或第二、第三重要的事，她可能更希望以
“平胸女子”、“肥胖者”、“爱护动物者”、“素食者”、“无能
力买楼者”等身份站出来，争取权益。因此，“同志”文化智慧，是
在肯定爱“同”性的权利之余，把“志”向扩大到其他战线，以平衡
大“同”与小“异”间的张力；即使是异性爱朋友，只要分享着“挑
战异性爱霸权”的共同心志，也是同志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