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大多数——关注农村同性爱者
【e行为4月23日】 本网编辑楚天北京报道：刚刚实行的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爱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可以说是新世纪中国同志生活的一个亮点，中国首次将同性爱非病理化，使一直在公众舆论中备受冷漠和岐视的同性爱首次得到“正身”。但是我们还注意到，新修订的《标准》中对同性爱的临床解释仍保留了“性心理和精神障碍”字样。这个解释来源于卫生部一个专门的课研小组对51个样本进行跟踪一年后得出的结论。结论说，通过采样测析，51人中有6人由于同性爱行为导致了心理矛盾、焦虑，需要接受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据负责卫生部这个课研小组“同性爱分题”的北京回龙观医院门诊主任刘华清说，这6人的共同特征是：来自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无法认同自己、对同性爱既渴望又充满负罪感，此外，他们更没有城市同性爱者对现代资讯意识的关注和敏感，也缺乏选择新生活的能力和信心。
在这里抛开新版《标准》取样是否科学和具代表性不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占了51份样本八分之一的农村同性爱者生活现状和观念意识堪忧。
一个逃婚的农村同性爱者
27岁的张中强现在有些喜欢北京了。他在北京东四环外的郊区租有自己独居的一套房屋，白天花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去西直门公司上班，晚上以同样的路线回到他的居所。他在一家公司做财务，中间休息的时候，他还可以利用办公室电脑上网与他新结识的男友在oicq上聊上一会儿。他的细致和耐心得到上司器重，今年春节刚过就给他涨了工资，这是半年来公司第二次给他加薪，这使得他有足够的钱用来租一处宽敞的住房。
他的生活看起来与城里其他人没有区别。
而实际上，张的过人之外并不全在于此。三年前的他，是一个农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后回乡务农。很快地，家乡巧令善辞的媒人给张介绍女朋友了，但鲜有成功。张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对女孩子不感兴趣，包括他的父母。而让他产生兴趣的，是一个与他同龄的邻村男孩子，他是张的初中同班同学，比张更早辍学在家。他们背着所有人悄悄地喜欢着对方，但不知道也不敢知道这种喜欢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农村，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里，没有“同性爱”这样的辞汇，有的，只是戏谑或侮辱一个人男工女技的最恶毒的修辞。
在张二十四岁那年，他奉父母之命不得不与一个比他长三岁的女孩子订下婚约。但是在他成亲的前一个月的天蒙蒙亮的黎明，他拿着家里让他送给女方的二千元彩礼钱走了二十里山路来到小镇上的火车站。那里，他与他的这个同学约好在此会合然后再去省城打工，两人计划远走高飞不再回来。露水打湿了张赶路的布鞋，等到太阳升起，行人越来越多他的同学还没出现，直到火车进站，张一个悄然离开了他的家乡。
几经曲折，张中强在北京谋到了一份做保安的工作，工作之余自修会计专业，三年后，顺利拿到大专自考文凭。凭着这张文凭，张终于获得一张在北京立足的准入证，而这意味着，他的逃婚最终成功——他再不会回到三年前叛离的传统婚姻里去了。
但是，被张中强同时留给家乡的，不光是一个未婚女子的伤心，还有一个他曾热爱的怯懦的男人。
那个男人，在那个赶路的早晨，因为害怕因为不舍没有赴与张的不归之旅，在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他早已为人夫为人父。
张说如果他不出走，他就会象那个男人一样，象那片土地上的所有男人一样，守着一个为自己生孩子却因为生计操劳过早衰老迟钝的女人，守着四季侍弄却逐渐荒芜的土地。他的日子少有坎坷也无幸福，平静得如一汪不再波动的水潭。他不会抱怨希望也败落，光阴偶而在年节的眼前晃亮一下又在他脸上刻下一道痕迹，以此提醒他正在怀念着的一段早年的对一个男人的热爱。
热爱将永无出口之日被隐藏在岁月深处。
关注这个大多数就是关注自己
张中强只是少数能幸运逃出农村的同性爱者之一，而在衍生中国9亿农民的那片土地上，到底有多少人正将梦想深埋到底多少人为梦想苦恼，连专家也说不清。但有一个数字可以佐证这个庞大人群的存在。
媒体普遍采用的中国同性爱占总人口的比例是3-5%，那么，在农村性成熟期间的同性爱者，至少在三到六千万，这等于二到四个同性爱婚姻合法化的荷兰总人口。既使在中国大陆，它的数量也几倍于城市同性爱者。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大多数，被在城市中发表演讲的专家学者们忽略了，在他们公开的统计报告，所提供的各类数据只针对城市同性爱者，那些远在他们视野之外的农村同性爱者仅仅作为可怜的个案，摆在案头或抄送政府的公文里。
著名的艾滋项目住持人万延海接受e行为采访时说，根据不多的资料，在农村的公厕中，也存在同性（男性）交流的信息，这说明公厕和浴池是同性恋者自然交往的场所。农村同性爱者由于信息缺乏，人口不集中，难以自然形成圈子，许多人终生没有见过同性爱朋友，而且结婚的压力大，因此出现的心理、社会问题多。女同性爱者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中国自杀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中原因就包括性爱纠错问题。
这位前卫生部官员还说，在物质和资讯日渐丰裕的当代社会，农村同性爱者挣脱传统社会的愿望加强，作为一种寻求帮助和解脱的方式，这些人热衷于外出打工、走江湖，热心旅游等。在城镇街头的卖艺者、修自行车的、以及诸多社会严打中的盲流、乞丐和精神失常者中，也不乏同志。现在，世界各地大城市形成了同性爱社区，出现同性爱积极的声音，因而农村的同性爱者自然趋附都市。但是由于自身素质和谋生技能低下、当地政府意识形态的差别等原因，在同性爱社区刚刚形成的阶段，都市中聚集了男性娼妓和敲诈勒索者，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对于在人口政策僵化、城乡差别严重、农民居多的中国来说，同性爱集中地就是今日北京、上海等区域中心城市。但与中国政治上、社会上对同性爱显现的宽容相比，城市同性爱者的艾滋病和性病流行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去年的一项调查中，在经常光顾同志酒吧、公共浴池等场所的同性爱者，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感染上艾滋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刚刚从农村中走出来的的同性爱者。这些人在走出原来狭小的空间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他们在一个更复杂的空间中所处的危险。
由于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导致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严重匮乏，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少和水平落后也是其自身素质低下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要求的根本原因。再有农村信息闭塞、传统观念保守等原因，也是农村同性爱者远远落伍于时代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村同性爱者的身份认同模糊性和受到的传统文化浸淫更深，加之地缘社会体系的阻碍，农村同性爱者和城市同性爱者的被关注及研究水平也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
性文化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对e行为说，比较城市同性爱者的调查研究，对农村同性恋者的研究更加稀少。在已经完成的一些研究中，包含一些农村个案，都是他们写信或有主动求医行为者。
目前在城市同性爱者中较流行的由《朋友通讯》也很少发表农村同性爱者的信息和反馈。北京由国外基金资助的最早同性爱公益活动团体“同志热线”接触过一些农村中的同性爱者，但据曾担任过“同志热线”的义工说，由于热线参与者少，他们曾将关于同性爱和艾滋病等宣传材料由义工出差撒到沿途农村地区，以期唤起目的群的注意和参与，收效甚微，有些农民甚至将这些资料扔进猪圈。由万延海所住持的旨在提供同性健康资讯的《爱知简报》过去也曾和一些农村中的同性恋者保持联系，但后来失散了。万说，“很难说有什么成果。”他据此断言，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志事业的展开和进步主要还是城市群体的工作。
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在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和休闲时间逐渐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里的同性爱者已经有机会来审视自己的性身份，在街头和网络中寻找真实的自我。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农村政治和经济与城市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二元体系，农村经济的滞缓落后导致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意识形态被阻隔在农业社会以外，这也使农村同性爱者被城市活跃的同志社区排斥在外。
除了以上不可改变的客观原因以外，作为推进同志事业进步的城市同性爱研究组织和专家、传播媒介、城市同性爱人士有意无意地这对一特定人群的忽略是可见的主观原因，也是目前最可操作的改善农村同性爱现状的重要步骤之一。
事实上，专家们还没找到一个接近农村同性爱者的方法。万延海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部分人的生活缺乏了解，生活质量如何，资源如何，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等，这些我们并不知道。我想，任何行动或社会工程之前，需要做基础调查，然后再讨论问题所在和如何解决等。
中国同志事业的进步发展，仅仅靠城市同性爱者的力量是不够的，基数庞大的农村同性爱者聚合起来，中国同志的声音才更响亮，同志事业前进的步伐才会加快。若城市同性爱者只满足于一边厢自娱自乐、甚至自怨自艾都是短视的，任何一种文明社会的前进既要有主流精英分子的引导也要有大众基本力量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