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同性恋生存群体 中国离同性婚姻还有多远? （下）
同性恋情谋“正”之旅
在各界人士和团体的呼吁和支持下，欧洲联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人权宪章规定，性倾向不能构成歧视的理由。
南非在推翻种族隔离政策后，成为全球第一个以宪法来规定不得歧视同性恋者的国家。
1988年，丹麦率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瑞典、挪威、冰岛、荷兰和比利时相继跟进，允许同性恋在政府登记伴侣关系，享受等同于异性恋配偶的各项权利。2000年，美国佛特蒙州成为第一个全面承认同性关系合法化的美国地区，允许同性恋者以公民结合代替结婚的形式组成家庭。法国也于去年设立了“公民契约”，允许同性伴侣享受多项配偶福利。德国、加拿大和芬兰有望在今年实行同性伴侣关系合法化。印度和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成立了同性恋社会组织，呼吁推动同性恋的非刑事化。最近，日本的东京成为第一个以法律来保障同性恋者权益的亚洲城市。
法律：同性婚姻为时尚早？
学者的脚步有时快得出人意料。
200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在正式场合首次提出了同性婚姻的问题。一次在中国青年报组织的有关婚姻法的讨论中，一次是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征求专家意见时。
李银河认为，同性恋者是具有各项权利的中国公民，同性恋者当中有人有结婚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与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没有冲突，应该得到承认。
她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修改婚姻法的个别字句。凡是出现“夫妻”两个字的时候就改成“配偶”，第一次出现配偶这个词的时候加一个括弧(性别不论)，很简单；另一个方法是搞专门的同性婚姻法案。
法律界对此反应平谈，实际上，中国目前研究同性婚姻的法学家寥寥无几。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张建伟博士认为：可以预测，同性恋者的法制环境会越来越好。其一，新《标准》对改善同性恋者的法制环境有很大的好处。科学界提供理论支持，一般立法的司法实践与科学界保持同一立场。其二，中国立法通常比较、考察国外法学界的做法。从中国法学的发展来看，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两个很重要的法学原则对中国的法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包括国家权力有限原则和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
过去国家立法精神将“秩序”放在第一位，现在这种法制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尊重个人自由的观念在上升。这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领域内的变化特别明显。人们逐渐树立起这样一种意识：防止国家权力过多地干涉个人的私生活。不能过多片面强调公共秩序的维护而不注意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但张建伟并不认为同性婚姻的提议会在此次《婚姻法》修改中实现：“目前用专门的立法来满足同性恋者的各项要求，时机还不成熟。从中国的立法、执法环境来看，难以一步到位。当务之急，是保障同性恋者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人身安全、名誉权、隐私权。”
奇怪的现象是：对于发生在同性恋者身上的侵害，犯罪人被从轻发落。1997年12月10日，某地一位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在街上被4个男人鸡奸。但这4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案件报到最高人民法院，得到的批复是：不宜按犯罪处理。
近年来针对同性恋者的敲诈案件在增多。而多数被敲诈的同性恋者不敢到公安机关报案。
为什么出现这些情形？张建伟分析：因为中国《刑法》中没有任何条款出现“同性恋”这个单词。即使在许多国家都作为刑事罪来处罚的情况，比如同性强暴、猥亵同性未成年人、在公共场合的猥亵，都完全没有提及。
另一个事实是：在由公安人员执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有这样一条：关于“违反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这条被称为“一只筐”，由于很多基层公安对同性恋持歧视态度，中国的同性恋者就被这只语焉不详的筐装了进去。
“曾有外国媒体称：中国是同性恋者的天堂。实际上《刑法》中对于同性恋的一片空白，并非宽容只是疏忽。而公安机关的做法则有程序错误。一个法学常识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个人就有权利去做。”
张建伟认为，保护同性恋者的基本权利，首先要做的是：补充《刑法》，明确《条例》。
未来：走北欧之路？
大多数同性恋者把同性婚姻当作奢望，至今独身的智同说：“同性婚姻合法化将是对同性恋者的最大支持，但我想我这辈子是见不着了。我能期望最好状态，是社会能够正确认识这个人群，无所谓同性恋异性恋。不去干涉个人私生活就不错了。”
“大多数中国同性恋者认为，他们遭受的压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民间。中国很可能走类似北欧的道路：先是同性恋的社团做好专家的工作。科学界做好政府的工作。政府通过媒体、法律等途径引导大众，和缓地解决问题。”张北川说。
一些高层次的同性恋者已在积极行动。很多学者得到了同性恋者的配合。1990年代初，一些高层次的gay就开始了和专家的交流，协助李银河和王小波完成了《他们的世界》，这次标准修订，刘华清主任的第一例祥本则是这样获取的：一个北京的同性恋者得知修订之事，主动与刘华清联系，把他带到了一个同性恋酒吧。和张北川建立联系的同性恋者全国有1800多人。“帮我做工作，也就融入了这个人群希望改变自身的活动。”张北川描述，一个女志愿者是这样：“她在青岛读大学。每个星期天到我这里来，默默工作，可能一上午和我说不到十名话。”
1998年，中国的同性恋者开过两个会。女孩们的单独会议充满了快乐游戏。她们最后提出了一些行动方案。比如和专家、政府密切配合之类。公安机关旁听后的结论是：没什么问题。
但一个改变公众印象的不利因素存在着：目前为公众所知的同性恋者表现不佳。在很多人印象中，同性恋者的形象是公共厕所里的苛合、公共浴池里的滥交。
“遗憾的是：大量的优秀的同性恋者在隐藏自已，实际他们不太容易站出来。在我认识的同性恋者中，有人在国际赛坛上为国争光，有的在农业建设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所有阶层都有，也许就在你的身边，只是不暴露。”童戈说，“实际上，我在别人眼里绝对是成功男人，是一个负责的好丈夫好父亲。我对她没有爱情，但是有浓浓的亲情。我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张建伟认为：目前科学界对同性恋给出了明确、理性的评价，政府对同性恋采取不压制也不鼓励的态度。如果中国的同性恋者想争取更多权利、尊严、自由的保障，首要的一点：必须学会自律。
“这个人群中确实存在着缺乏自我责任感，出于享乐目的和毫无顾忌的人。这会引起对社会善良风俗的威胁，这也会让他们获得权利和路走得更长，甚至走一些弯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