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些宽容 让艾滋病人站在阳光下
艾滋病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由于和性、死亡密切联系在一起，与艾滋有关的话题也就必然会波及到道德、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层面，只要这个世纪绝症没有被攻克，争论就会继续，所以，黎家明的《最后的宣战》在榕树下网站引起轩然大波，是丝毫也不足为怪的。
与以往现身于媒体的艾滋病人有所不同，黎家明坦承自己是因为嫖娼而走上了不归路，这就让他有了更大的争议性。由于国情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里，嫖娼大概是所有的艾滋病成因中最让公众感到恨铁不成钢的了，正因如此，质问“为什么有人同情嫖客”的帖子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回应，指责榕树下“无耻”的调子喊得也非常响亮，这些网民的全部愤怒都指向了嫖娼这个行为，并因此把刊载《最后的宣战》看做“为嫖客辩护”。应该看到，这些人并不都是老式的卫道士，他们对黎家明的刻薄和偏狭虽然有着传统文化的背景，但也有着同情心驱动的因素，只不过他们的同情心只朝向那些无辜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他们的愤怒不再是发自无知、恐惧和歧视，无论如何，和前些年“谈爱色变”的情形比起来，这算得上一个进步。
不过，人在愤怒之下，最容易把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淆起来，以致目光浑浊，思维紊乱。黎家明以有为之身入污秽之所，这无疑是错误的，对此加以谴责也符合主流价值，在这个层面上，黎家明是被告，他应该忏悔。然而，不能因为黎家明犯了过错，就看不到他也是个受害者，他被一次错误的性接触推到了人生的背阴面，从此与他日日面对的不再是鲜花与微笑，而是懊悔、自卑、病痛和冰冷的死亡，如果这还不足以令人同情的话，那么同情心还是不是能被称作一种伟大的情感，就十分可疑了——这是另一个层面，在这里，道德谴责退居其次，理所当然应该在场的是同情与悲悯，如果我们真有资格悲悯的话。
直面死亡总是一种极端情境。每个生命个体在与死亡不期而遇的时候，是会感到难以承受的寒冷与沉重的，这种感受丝毫不会因为“自作孽”而有所减轻。在这样的极端情境里，人容易变得冷漠、封闭、自卑和仇恨。某些艾滋病人由于感到自己是“受害者”，便对公众社会产生强烈的敌对情绪，甚至对无辜者施以“报复”，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这样的病态不同，黎家明在得知自己身染艾滋之后，不仅对自己的行为严加约束，而且勇敢地站出来现身说法，试图以自己的遭遇警示公众“艾滋病离我们真的很近”，并且力图唤起社会对艾滋病人的理解与宽容，这体现出了他的良知和勇气，在这个层面上，黎家明又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那些谴责黎家明做秀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如果自己处身于那样的极端情境中，是不是也能像黎家明一样善良、从容和勇敢？答案未必都是肯定的。
判断一个环境是不是人道，既要看它对善恶的甄别能力，更要看它的宽容度和接纳能力。不让艾滋病人站到阳光底下，不让他们大声说话，不允许他们参与到公众事务中去，这样的环境很难说是健康和人道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仍然习见，与艾滋病人握手还被看做“壮举”，艾滋病人的生活环境还极为逼仄，在这样的时候，榕树下连载黎家明的《最后的宣战》并引发广泛的争论，在我看来是极有好处的，这不仅会对那些徘徊在道德边缘的人敲响警钟，也会拓宽艾滋病人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