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男同”的忏悔：放荡的代价好沉重
近日，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今年艾滋病疫情报告中指出，今年深圳报告的814例感染者中，男性占81%，20至39岁青壮年占79.2%；深圳艾滋病感染的途径以性传播为主，约占69.5％，其中经同性/双性传播比例占31.2％。经过近5年的监测，深圳男同性恋者（以下简称“男同”）艾滋病感染率达到6.5%（高过香港5%的比例），男同感染病例速度的加快也引起了疾控专家和社会的关注。
昨天是艾滋病患者阿枫（化名）每个月一次到深圳东湖医院拿药的日子，他坐了近2个小时公交从关外过来。下午4：30，在东湖医院住院部一楼的医生办公室，记者见到身穿红色夹克正与人聊得起劲的阿枫。尽管脸色略黄，带着一次性口罩，但从阿枫那看似健康的体态和大方的谈吐中，很难把他与一个艾滋病男同患者联系在一起。也许还带有一丝顾忌，这个充满抱负和希望的四川小伙子在医院的偏僻一角向记者讲述了他与那些“他”的故事，以及过去那段荒唐的生活。
年少轻狂
落魄期遇到那个“他”
今年29岁的阿枫出生在四川一个县城的农民家庭，是家里的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由于家里条件不太好，一直想上大学的阿枫放弃高考的机会读了中专，学的是数控机械专业。中专期间，阿枫对班上一个女生有了好感，给女孩写了一封情书，“大概是没有好感吧感觉”，女孩在看了他的情书之后“反而躲得远远的”。一直没有什么女孩缘的阿枫对自己的感情也失去了自信，于是不再想感情的事。
2000年，阿枫中专毕业，被一家企业从学校招去做工人。由于一个月工资只有300多元，基本上很难维持生活，没多久阿枫就去投奔了在北京一家酒店打工的哥哥。然而，没有什么学历的他只能在酒店里做服务生，月薪七八百元。
不喜欢做服务生的阿枫很快又辞职。没有了收入，为了生存，阿枫只好到工地上去做工，“寒冷的冬天，在工地上做了4个月，却没有拿到工资”。
“那时很羡慕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后悔自己没有多读书。”回忆起在北京的那段艰难日子，阿枫显得很无奈。刚到北京的他充满抱负，希望在这块土地上施展才华，“然而现实很残酷，没有学历，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于是，阿枫很快成了北京游民，“也不敢去找哥哥”。
2001年9月的一天，在公园游荡的阿枫偶遇了26岁的阿贵（化名），这个人也成为改变他一生的关键人物。热情又有点女性化的东北男孩阿贵向落魄的阿枫伸出了双手，带着他去吃饭，给他买衣服。阿贵的这些举动无疑给工作不如意、从小又缺少关爱的阿枫一股温暖，阿枫决定跟着阿贵走。
然而，在相处了9天之后，阿枫发现阿贵是一个男同性恋者。“虽然当时我自己还不是，但当时的我并不排斥（男同）。”阿枫说，在阿贵的带领下，阿枫也走入了男同圈子，并跟着阿贵和其他“姐妹”经常到公园和特殊场所“勾引”其他男同，干起了出卖身体的“工作”。
“当时年纪太小不懂事，身上没钱，又找不到工作，只好跟着他们一起。”阿枫哽咽了。
遇到爱情
分手时要挟情人终致入狱劳教
为了赚钱，阿枫跟着阿贵一帮人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尤其是在大连、青岛、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逗留。
2001年10月，阿枫在大连遇到了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男子，“两人擦肩而过，在回头的一刹那觉得对方都似曾相识”，于是，阿枫与这个身为大连一企业领导的男子阿军（化名）好上了，并且找一家酒店住了七八天。“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我真正遇到了爱情，全身心投入到与阿军的感情中。”谈起这段恋爱，阿枫显得有点痛苦。
为了能好好地跟阿军在一起，阿枫决定在大连定居下来，找了一份在商场卖手机的工作。尽管阿军已婚，阿枫还是筹划着两人未来的日子。
“他很快又跟别人在一起了。”阿枫找阿军摊牌，要阿军回到自己身边，阿军拒绝并声称“同志间没有感情，只是玩玩而已”。
阿枫要求阿军补偿自己，“其实我就是太重情，太爱他了，当时只是吓吓他而已”，不过，阿军却以他要挟为由报警。阿枫被警察带走后，被判了半年的劳教。后来，由于劳教表现不错，交了3万元保释金，阿枫在劳教40天后被放了出来，之后离开大连。
“劳教期间也想了很多，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未来还是要做点实际的事情。”阿枫说。
荒唐岁月：
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阿枫离开大连的2002年，国内正掀起一股西部大开发的热潮，阿枫也想趁着这股热潮回到重庆，准备找份正常的工作过日子。
阿枫找了一份销售电器的工作，薪水也不错，开始像一个普通打工者一样过去了稳定而又安分日子。尽管离开了大连，阿枫每每想起前一段感情还是很难受，没有什么朋友的阿枫为了让自己从前一段感情中摆脱出来，经常到网上去找“朋友”和一夜情，“多半是为了性，很少谈感情”。
在2002年到2005年间，阿枫遇到了3个自己喜欢的人，“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受伤的也总是我”。
在遭遇几次受伤的感情之后，阿枫对感情完全失望，开始放纵起来。“2005—2007年这两年间，我每个月工资4000元，经常上网去找一夜情，也经常带人回家，有时一个礼拜带一个回来。”阿枫至今仍觉得，那两年是“糜烂而又荒唐”的日子，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找不到出路。
阿枫觉得自己不能再放纵了，想要改变这种生活，做一点事情。阿枫认识的一个来自深圳、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总监的“圈内人”阿华（化名）曾建议阿枫到深圳去打工，2007年，阿枫和阿华取得联系，并在阿华的帮助下来到深圳做地产销售。
跌入深渊
病毒感染报告撕碎人生计划
虽然顺利进入房地产公司上班，但刚来深圳的阿枫过得并容易。“工作要业绩，压力很大，深圳生活成本也很高。”阿枫说，当时租房吃饭一个月要花两三千元，业绩佣金也要过两三个月之后才能拿得到，阿枫的3万元积蓄很快就花光了。
工作压力大，在深圳又没有亲戚朋友，家人关心又少，阿枫又开始到网上去寻找“朋友”。2008年是深圳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时候，阿枫把工作压力转移到“交友”上，经常去一些会所和同志吧。“特别是2008年10月份，一个星期就去一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阿枫的男同生活改变了他后半生的生活。
2009年6月，阿枫在深圳市疾控中心被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而在2007年来深圳之前，阿枫检查时还没有发现被感染，也没有把感染这回事放在身上。
得知感染了艾滋病毒后，阿枫完全呆了，脑子一片空白。尽管在深圳过得不是很如意，但阿枫对未来还是充满向往，并给自己做了未来规划：“2011年在深圳买房，35岁前做到项目经理的位置”。
然而，那份检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的报告无疑让他这个人生规划成为泡沫。“顿时感觉没有前途，也没有希望了。”说到这，阿枫再次哽咽，“那时候工作上不如意，感情上也不如意，没有交心的朋友，家人也不关心我，觉得活得好累”。
于是，阿枫辞掉了工作，准备带着还有3万元消费额的信用卡去旅游，“什么也不想做了，只想到处去走走，看一看这个世界，然后自杀”。
接受治疗
放下包袱开始懂得珍爱生命
带着最后看一看这个世界的心愿，阿枫来到了杭州、南京。在游历了杭州西湖、南京夫子庙等景点后，阿枫发现世界是如此之美好，于是，在外旅游了近两个月后，阿枫带着最后的1000元回到深圳。
回深圳后，阿枫到市疾控中心去拿检查报告，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阿枫去东湖医院进行治疗。在医院吃了一段时间药后，阿枫感觉好多了，但还是觉得孤僻，也不和其他人交流。医生和疾控专家慢慢开导他，病友还给他一个qq群。加入qq群后，阿枫发现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经常鼓励阿枫，有时和阿枫一起出去做一些公益活动。慢慢的，阿枫恢复了乐观，不再想自杀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阿枫的病情慢慢稳定下来，身体也好了很多。如今，阿枫在深圳关外一家工厂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还拖欠了医院的治疗费用”，但阿枫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变得更加成熟了，也更懂得珍惜生命。
虽然还要赚钱治疗、还债，但阿枫说，等以后身体更好了或有条件了，一定要回馈那些帮助过他的医生、疾控中心和民间组织。
“我曾去咨询专家，想把眼角膜和其他器官捐献出去，可艾滋病人不能捐献身体器官，但我还是希望以后能把遗体捐献出去，为医学研究尽一些力。”阿枫说。
阿枫说，尽管不知道未来会在哪里，但他会乐观且坚强地走下去，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告诉别人“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更要珍惜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