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拉拉队；les ，一本杂志的同志运动
我们是拉拉队
“并非所有人，都有幸生活在平等的社会。
在一些国家，同性恋者辛苦隐瞒，却仍然招来杀身之祸。
在很多地方，同志笼罩着他人歧视和自我否定的双重阴影。
恐同是无声却阴险的疾病，它让人盲目、狭隘、冷漠、残忍，它的侵袭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族群。
然而，同性之爱古今一贯、寰球有之，它和人类所有的真情实感一样，寻常而自然。
让我们拒绝偏见和敌意，共建对话与和谐。
让我们走出阴影，泰然地拥抱生活，真诚地面对彼此。
国际不再恐同日，关乎我们每个人。”
进入5月，“同语”的网站上最醒目的位置上打出了为“5·17国际不再恐同日”的宣传，上述激昂文字，来自于这个网站。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小说、电影，甚至身边的朋友知道了同性恋这个群体的存在，但她们似乎离普通人的视线过于遥远。观望这个群体，也犹如隔岸观火，面貌模糊。易于为普通人辨识的同性恋，往往是外貌、举止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人，很多人更无法接受，觉得他们“变态”、“恶心”、“奇怪”……这种仇恨、轻蔑、敌视和排斥，形成了同性恋恐惧。
根据学者的统计，同性恋群体占社会总人口比例的4%左右，虽然依然是极少数，但也具有相当的规模。了解、尊重、宽容、给与少数族群以权益保障和社会活动空间，是一个民主社会基本的条件。在中国，这个群体的利益一直被大多数人忽视，同性恋情感不被尊重，李银河教授提出为同性婚姻立法提案多年无果。
闲（文内采访者均为网名）创办的“同语”，6年来一直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希望能在不同的人群中寻找共同语言，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性恋，消除对他们的歧视，改善社会处境，争取基本的权益。
从自我认同开始
闲在2004年9月回了国。 她干了一件让拉拉小圈子里的人也觉得奇怪的事情。她既没像别的海归一样在外企找份体面的工作，也没开始自己做生意。她压根就不工作，要组建一个女同性恋组织，准备搞同志运动了。
其实很难把闲和“运动”这么政治的词搭上边，理科青年知识分子模样，戴个小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不激进，总是很理性，爱交朋友，但也不是看谁都自来熟的社交狂人，做点什么事情都思来想去，爱文学、电影什么的，但也没文艺青年的那个疯狂劲儿，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从前根本不关心什么政治，1990年代上街发个支持同性恋的传单，她女朋友去了，她没去。
闲在考察了几个月以后，2005年1月创办了“同语”，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公益民间组织，致力于中国的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支持、组织与权益倡导。
闲计划用两年做社区建设，然后做公众倡导。她接触了很多拉拉，想找更多的人一起做这个事情。但发现，她们都对女同志运动没什么概念，有人确实想做活动，但都是从商业的角度，类似做个会所、酒吧之类的可以赚钱的。那时，中国的女同志组织处于真空状态，没有一个组织存在，以前有过的“姐妹”小组2000年解散了。
就在那时，闲遇到了安可。她们一起做“北京拉拉沙龙”。每周末，闲会在咖啡馆，组织拉拉们来聊天。
闲和安可是沙龙的两个主持人，每次她们自己来挑选谈论的话题。大量的时间用在谈论怎么“看待自己”上，什么是同性恋，tp划分，如何出柜（表明自己同性恋身份），已婚的拉拉如何维系和家庭的关系。闲还逐渐安排了一些和同志运动、权益方面的讨论，请专家来谈。
最初来沙龙的人，都非常拘谨。尤其是一些年长的、已婚的拉拉。有个人戴着墨镜、戴着帽子，把自己都捂着严严实实的，装作是普通的客人，在门口转悠。第二周又来才敢进门。
闲觉得，同性恋群体，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很多同性恋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觉得同性恋和异性恋不一样。害怕被歧视，伪装“正常”的生活，成为他们痛苦的根源。
闲自己就经历过这种痛苦挣扎。她大学时就喜欢过一个女孩子，但那时同性恋被看成精神病。于是，她对于自己的身份充满怀疑，对同性恋充满恐惧。很多人即使有了同性性行为和同性爱人，都不会说自己是同性恋。闲到了美国留学以后，接触了同性恋ngo组织，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才完成了自我认同。
而所谓的社区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帮助他人自我认同。沙龙是很好的一种模式，比较放松的聊天，让很多人不再觉得孤独，也像是一个互助小组，让女同志们互相扶持。
做拉拉沙龙的时候，每年都要做上百场，闲也借此大量接触了拉拉人群。
闲更关注大龄一些的，如35岁以上的拉拉，她们中很多都是已婚的。成长的年代，社会环境的压力，让她们几乎必须结婚。只要你不结婚，别人就觉得这人是个怪物，是个活人就得结婚。后来有些人离婚了，她们想找个伴儿；也有人没有离婚，家庭也很稳定，孩子都很大了，也很难离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但也会去参加活动，她们觉得那是“自己人”的环境，会很舒服，起码会有人跟她们分享共同的痛苦。
在十年以前，拉拉沙龙尚未创立，这些同性恋者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但是她们并不知道其他拉拉的存在。闲的一个朋友，1996年跟一个登山队要去登珠穆朗玛峰，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给她说，赶紧回来，北京有个大型拉拉聚会，有8个人！本来要登山的人立刻撤回，实在没见过那么多拉拉。
拉拉集中营
做了两年沙龙，闲觉得，光北京做得好，不够。应该连接各地的女同志，通过她们在当地成立类似的小组。那两年，各地都陆续有女同性恋小组建立起来，但是经验不足，不知道怎么开展活动。闲就有了做拉拉集中营的想法。
2007年7月，“同语”在珠海组织了一个培训，请来台湾、香港、美国的一些女同志活动家，介绍一些经验、技巧。比如怎么开始建设一个小组，发动自愿者，如何筹划做大型活动，还有一些ngo的基本技巧，和一些理念的培训，比如同志运动到底应该是什么诉求，国内同志运动是什么样的状况，大陆、台湾、香港各地的同志又是什么样的状况。
活动点燃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原计划只能有24个来自大陆的拉拉志愿者参加，后来来了56个，报名的更多，有100人，很多人甚至愿意自费参与。
给参与者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听人家讲经验，直接听傻掉。”台湾的拉拉讲台湾同志游行有上万人，马英九那时候是市长，作为嘉宾也参与了游行。美国的嘉宾又讲她们如何给拉拉组织募款，“不要不好意思，正视她们的眼睛，同性恋纳了税，不低人一头！”
参与过培训的大头和sam至今都觉得那是非常耳目一新的经历，整个氛围只能用化学反应来描述，所有人都在特别兴奋的状态之中。视野一下就被打开了。她们忽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有这么多可能性。
有人玩笑说，那是第一次在除了夜店以外，第一个场所里见到那么多女同志！这些人都年轻、有朝气，愿意为自己的权利去努力做一些事情。
而多年以前，闲就是被一次美国的拉拉活动感染，才热衷于做同性恋运动的。
她在美国的那些年，看到美国的同性恋组织，也参加过一些华人同性恋的小型聚会，甚至还为“华人性别研究中心”工作过，但都还没有真正参与到同性恋运动中，还是个“旁观者”。
有一年的6月，她被一个台湾朋友小潘拉去参加纽约同性恋大游行。此类游行每年都有，举块牌子，协商自己的群体诉求，每个族裔的女同性恋都会组成自己的队伍。华人社区在美国一向保守，之前从来没在游行中出现过。小潘拉着闲组织了一个，打出我们是华人的拉拉口号，中文叫“拉拉队”。有一些她们不认识的华人，也是abc，看到小队伍，就加入过来。
那个活动，让闲发现，原来这个运动，看是一回事，走在队伍里面，作为一个参与者，非常不一样，“会有身体力行，完全成为一个主题的感觉”，主观能动性焕发，特愿意为群体做点什么。
拉拉营的作用，跟闲参与的游行一样，参与者的热情被彻底激发。
2008年，拉拉营再次举办，在北京、鞍山、成都、昆明、上海五个城市分别举行，由当地的同性恋组织分别承办，选择议题也更多元、深入，从历史到法律普及，从运动到心理支持，探讨形式婚姻的可能性，各地皆有独创。在成都培训中，营员橙子的妈妈忽然到场，表达对女儿支持，令参与者大受感动。
也是在那一年，各地的小组建立了一个联合机制，成立了“华人拉拉联盟”，还制定了章程，联盟委员会和秘书处。规定联盟委员选举产生，两年一届。为了保证公平性，老的拉拉营成员，都作为顾问，“把联盟开发给新人”，闲也进了顾问的名单。
台湾女权运动研究者何春蕤曾经说过，到底什么叫社会运动，不是提纲里，宣言中讲的一个什么目标，最重要的是参与主体自身发生的改变。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有机会更多的人发生改变。
走向公众
2008年之后，“同语”的方向转向了对外联络和公众倡导，这比闲当年的计划晚了一年。
拉拉沙龙由安可坚持做，les 杂志承担了拉拉文化建设的功能，各地的小组也建立起来，女同志社会的框架也已经基本形成。社会气氛也和以前大不相同。
闲发现，后一些年轻的拉拉，尤其是大城市里，平均年龄二十几岁，“觉得自己挺好的，根本就没身份困惑”，直接就进入公众教育和倡导阶段，而且她们呈现出的创造力惊人，非常吸引人。自我生长就可以，根本不需要特殊扶持。
选取合适的途径，让更广大的人群知道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并以平等、尊重、宽容的心态接纳她们，成为更重要的问题。
2008年2月14日，“同语”参与组织了4对男女同性恋在北京前门拍摄婚纱照的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2009年5月17日，“同语”又组织了“517国际不再恐同日”自行车骑游的活动，在北京高校中宣传“国际不再恐同日”和同志相关议题，向学校学生、老师发放同性恋基本常识。
每个同性恋者都会在是否向父母、朋友出柜上挣扎很久。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了解少，误解多，明显歧视。了解得越少，社会认知程度越低，出柜的难度也就越大。“同语”最几年做过一个同性恋家庭暴力调查，被访人群面对家庭暴力境况占了50%。不但感情上不被理解，出柜很可能遭遇身体摧残。
闲自己在出国之前，向父母出柜。说是出柜，其实是被父母发现。因为她想多看一些和女同志有关系的资料，国内又没有，她就写信给国外女同志文学研究期刊索要资料，带回家躲在屋子里看，尽管是英文资料，还是被父亲发现，她父亲英文很好，怀疑她的倾向，特意去找了国内研究同性恋的专家李银河、张北川的书籍，看过了找她谈话，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群体。闲就明白，她不能被接纳不单是父母的原因，是社会的原因，必须做些工作改变社会的情况。
十几年过去了，同性恋群体办影展、艺术展还是处于半地下状态。2009年les 月刊发起的《别·性艺术展》在宋庄进行，临开展，宋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以“同性恋主题不宜公开”阻挠，要求关闭影展。
同语是活动的协办方，闲出面和对方交涉，列举了中国同志社会和政府部门的一些合作，和国内主流媒体对同性恋的正面报道案例，说明展览的正当性。但警察最后在开展时，仍然出现在现场，要求关闭展览。闲请他们观看展览。撤掉几幅有争议性作品后，艺术展得以进行。那次展览成为中国第一次公开展出的女同性恋艺术展。而此前的十年间，若干次同性恋电影节、艺术展被阻挠、强制关闭。
闲觉得，同性恋组织的定位，就应该是一个反歧视的组织。
她现在接触比较多的，是一些反歧视的维权组织，也有妇女组织。很民间的ngo、官方的妇联，她都去联络。几年下来，她体会到，无论是ngo还是政府，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态度，还是有变化。尽管很慢。（主笔 _ 蒋明倬 北京报道）
les ，一本杂志的同志运动
已近傍晚，三十几人的会场中，众人沉浸于分组讨论的混乱状态。gogo大声补充着她知道的信息。“在新加坡，游行受到很大的限制，你们知道他们采取的方法吗？每个人都穿上粉色的t恤慢跑。粉红色代表着同性恋的颜色。”
瞬间屋子里安静了，但很快又恢复了喧嚣。20分钟后，会议程序进入项目陈述。一个20岁左右、瘦瘦的短发女孩儿站起来，陈述她对于“骄傲月”活动的计划。她说，她的计划受到“闲”（一个名为“同语”的女同性恋组织的负责人）策划的马拉松活动和刚刚gogo提到的新加坡同性恋游行的启发，想做一个自行车环城游活动。“你们知道那种彩球吧？就是上初中时，放在自行车链上很炫的那种。每辆自行车可以挂上各种颜色，飞驰起来就变成了彩虹色。选条线路，大家一起骑过一条街……”
接下来的陈述更是创意百出，有人打算拍以“我的同性恋朋友”为主题的视频，有人要做拉拉（女同性恋称呼）广播栏目，有人要选取一所大学做女同性恋心理调查……看着她们，sam想起了自己做过的一期les 封面：自古拉拉出少年。
les 是一本关注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的杂志。对于这个人群来说，每年6月都是她们的骄傲月，用以向公众展示这个群体的存在。
sam和gogo是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那两天里，gogo和sam请“闲”讲了中国女同志发展史，导演过《阴道独白》话剧的王翀讲了他是如何获得那部话剧的官方授权，并介绍了美国一人一剧场形式的话剧，一位男同性恋组织的负责人讲了同性恋文学，一位在les 工作的元老简单介绍了如何做口述史……
所有的培训都是实用而有针对性的，都将是进入les 工作时需要了解、应该掌握的。sam和gogo希望，刚加入的志愿者们能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东西，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她们五年才走完的路。
“在阳光下骄傲地走”
sam至今还记得，她去找gogo的那天，乌云密布，灰蒙蒙的天像极了一幅水彩画。她孤零零地在天幕下走，心里总有什么在涌动。她对gogo说，一起做本同性恋杂志吧，她负责内容，gogo负责设计。她知道 gogo早就有做这样一本杂志的想法，这样就可以在每个无聊的夜晚干点有意思的事情。
一个月后，杂志做出来了，取名les 。“les ”是英文女同性恋的简写，“ ”号可以理解为家园，又可理解为女同性恋外的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gogo最后为les 设计的版式是a3纸折成九宫格，印刷只用了品红和黑色两种颜色，独特而有寓意。对于很多女同志而言，很多人不太能面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这本杂志设计很醒目，在公众场合打开它，自然会打破一种隐秘的状态，使得女同志们不得不面对自己。
2005年12月，第一期les 出版，刊首语是“牵着你的手，在阳光下骄傲地走”。杂志内容不多，一篇是sam自己写的书评，几个同性恋的基本名词解释，一篇人物稿。最重要的主题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让每个人来讲讲她们是怎么看待快乐的，取名“很坦然，很happy”。
当时，sam和gogo都经历着一份感情，办杂志很大部分是为了自己的女友。sam那时候的女朋友叫一一，她出生在一个小城市，那里许多人不知道有同性恋这回事儿，父母更不会接受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即便两人感情再深，最终也会找个男人嫁掉。sam总是想，一定要做个东西出来广泛传播，让人们都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恨不得弄一架直升飞机，在她们家小区的周围和她父母走过的路上，统统都撒上！”
gogo的女朋友叫雪飞，两人在一起十五年，但是雪飞依然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她也不喜欢gogo的其他同性恋朋友，觉得她们在一起也就是吃喝玩乐，不靠谱，她总有一天还是会选择嫁人。
sam和gogo的遭遇几乎是那个时期甚至现在很多拉拉面临的困境：少年时发现自己的特殊之处，躁动、惶恐又困惑，自我身份认同伴随着很大的苦闷；开始恋爱后，反而会出现太多的不安全感、负罪感和稍纵即逝的无奈。
2000年初，若干“同志”网站出现，“同志们”借助网站、聊天室慢慢聚集起来，在论坛上分享感受。sam在2005年发现了一个叫“深秋小屋”的网站，她就是在那儿认识gogo的。sam看到gogo贴子里的一句话：我要把我的体液涂满长安街的每一盏街灯。她想，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人。
两个人都以为对方是“美p”，约好了在长安街见面。冬天的街道清冷无人，见面后两人都大失所望，尽管gogo身材高挑，眉眼清秀，但她们都是“小t”。艳遇泡汤，但几年之后她们却成了杂志的搭档。她们都慢慢厌倦了网上的苦情故事、悲情气氛，希望创造不一样的氛围，让女朋友、这个群体看到希望和可能性。
群体性困惑
第一期les 印出来，一一和雪飞比sam和gogo还激动，她们很快成为les 的骨干，一个管财务，一个管网站。燃烧的气氛感染了更多的人，大头、蛋挞、小黑、手绢……十几个人加入进来，这些人后来都成了les 的核心成员。
sam总是念叨着做第二期，她不停联系各种人，问能不能一起合作。听说从美国回来做同志组织的“闲”后，sam就冲到她经常出现的拉拉沙龙找她，“闲”很爽快地答应了帮着做les 的发行，而且想办法解决les 的印刷费用。
sam身体里掩藏着某种明亮和热力，蒸腾着打破平庸的生活。之后六年的杂志，大半的主题都是由她策划出来，每次冒出一个新想法，她就把所有人召集起来，折腾得不可开交。
刚开始，les 集中关心比较基本的话题，比如同性恋身份认同，tp的划分，如何向父母朋友出柜等等，当然也会做拉拉名人。更深入一些的专题，都来源自sam的个人困惑。sam在那个阶段对什么感兴趣或感到迷惑，她都会去尝试寻找答案。
让sam自己觉得非常开心的一期，叫做“闻香识娘t”。
tp划分实质上是女同性恋自身认知及角色扮演的一种标准。所谓的t，即英文tomboy的缩写，原意是“男子气的女人”，一般上指两人关系中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而p往往就是指更女性化、喜欢穿裙子的一方。在西方一些国家，对tp的划分不那么明显，反而在中国，tp划分成了独特的亚文化。
sam自己其实一直不大有这种tp概念， 觉得太标签化了。她觉得，自己是个娘t，因为自己并不像男生，不阳刚，还很愿意和伴侣撒娇。“我自己认同是女性，我的行为方式都可以很女性。”专题做出来，娘t这个概念被到处引用，很多人都自认为是娘t。
去年，sam投入精力比较大的一期是以“形式婚姻”（为敷衍父母而假结婚）为主题。形式婚姻是亚洲同性恋世界比较独特的现象。孝道为先，父母压力不可避免，所以很多人才会被动假结婚。sam感觉到，周围这个事情越来越多，sam觉得她们每个个体都非常勇敢，也非常辛苦。一个女孩的话让她印象极其深刻。她说这个“形婚”，必须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一定要想清楚。因为你的谎永远要连着下一个谎，整个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而且你不能让它有任何漏洞。
sam在那期les 里做了各种形态的形式婚姻，内容中也有一些实用性的，比如行婚公约，甚至在律师帮助下做的法律认同的合同样本，有点像实用手册。让那些想采用形式婚姻的拉拉，看完后清楚了解自己能不能承担这一切。
所有sam选择的这些主题，其实也是女同性恋群体普遍关注的话题，是群体性困惑。同性恋群体共同的困惑不断出现，选题也就生生不息。
农村拉拉们
les 有个部分专门做口述史，一个生长在山区的拉拉“断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发在les 2008年第五期上，稿子的题目叫《我决不会向现实低头》。她没有文凭，也不会写字。在餐馆打工，遇到了自己第一个女朋友。她和女朋友在一起三年，家里催她女朋友结婚，两个人就双双割腕自杀。她被人救过来，女朋友却死了。她非常后悔，说如果以后再有女朋友，绝不会让任何人有权力去反对。
稿子登出来，很多人为之动容，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拉拉，跟着感受到疼痛，也感受到鼓舞。
现在大城市里的拉拉有朋友，有圈子，可以去同性恋酒吧，可以很方便找到同性恋电影的dvd。很多人能受到良好教育，经历不同的人生。而更多的在小城镇、偏远地区的拉拉，没有那么多的途径机会遇到其他的拉拉，接触到更多的关于同性恋的知识和信息。看到les 这样的杂志是获取一些积极信息的重要途径。
les 创办第二年，做读者回馈的时候，有个云南大山里的孩子给她们回馈。她自己是个拉拉，从邮局邮购les 后，拿着杂志去给爸爸看，说：“你看你看，这个是北京的杂志，里面讲到了好多这样的人。”借着这个方式，她向自己的家人出柜，她爸爸看了杂志，也就接受了。在接下来一期的les 杂志，卷首语如此写道：
同志组织者光是点燃城市的烽火就够忙了，还无暇顾及农村。但反观中国现代发展进程，农村一直是被牺牲、被剥夺的地方，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同志寻求自身权益的时候，不应该再一次遗忘农村的姐妹了。农村拉拉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她们，怎样才可以帮助她们？
实际上，les 作为同志运动中承担建构同性恋文化功用的部分，她的影响已经远远不限于城市，很多小城镇、偏远地区的拉拉都可以通过邮局邮购这个杂志，能看到它，对她们已经是一种帮助。
群体共生物
les 出版五年多，早就不再是sam和gogo两个人的杂志。编辑、设计、财务、发行、网站，一本杂志应该有的les 都有。从一大张纸，变成三十六开本，非全彩印刷变成五十开全彩印刷，又到八十开，几经扩刊，印刷数量也近四千册。从最初的全免费发放，逐渐发展到在发行点、淘宝义卖，全国二十几个城市都有代卖点。
和普通杂志不同的是，所有为它工作的人都没有报酬，约稿或者出去采访的人最多报销打车钱，所有人都在凭着激情做事，义卖所得解决了印刷费用的四分之三，剩下的靠基金会项目赞助。
从激情开始，幼稚的杂志自发生长，变成群体杂志，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开始熟知同志运动、多元文化等各种概念，开始看理论书籍、尝试做口述历史，翻译国外资料，请港台、欧美同性恋组织的人做讲座，尝试各种可能性。
在初创期，les 做了一期骄傲月的封面，所有人用一整天的时间，一本一本在封面上手绘块状彩虹（彩虹是同性恋的代表和标志）。对于同志权益的倡导，让大家兴奋不已，所谓运动，就是这种兴奋的不断繁衍。
对于拉拉文化的构建，甚至突破了杂志本身，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做艺术展、独立影像放映。2010年1月，les 制作的话剧《欢忧塔》在北京朝阳9剧场公演，这是中国第一部女同性恋话剧。在那之前，2009年les 就已经干了一个开全国先河的活动，gogo牵头办了“别·性”酷儿艺术展，在北京宋庄举行，那也是中国第一个公开举办的与同性恋相关的展览。去参观的前后有5000人，艺术展变成了社会活动。
les 是从个人感情开始的杂志，到后来慢慢做成了同志运动的一个部分，成为群体的共生物，这可能是sam和gogo开始完全想不到的。但随着对社区文化构建的需求加大，问题也随之出现。所有为les 工作的人都是兼职，以志愿者形式组建起来的杂志有不稳定性。每个核心成员的事业发展也都到了关键期，les 的活动又越做越多，大家都觉得分身无术。
sam自己在做les 的时候接触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事，视野更开阔，但是她也希望有更大的突破，想去国外学一些女性主义的理论知识，看看国外的经验是什么。这其实是很多同志组织里出现的特点。“同语”、les 很多团体的志愿者，在接触过美国、欧洲一些同性恋组织后，自己出去留学。这对于杂志似乎是损失，但对于群体来讲，是另外一种希望。（南都周刊记者 _蒋明倬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