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作家不再沉默
１９９７年，是中国人生肖纪年的牛年。
在刚刚轰轰烈烈完成了回归的香港，坊间出现了两本书，一本是崔子恩写的长篇小说《桃色嘴唇》；一本是童戈的八篇小说的合集，书名叫《好男罗格》（均为香港华生书局出版）。
这两本书的出版很有些不动声色。
或许，会有人突然石破天惊地发现，这两本描写大陆同性恋者的书打破了一个跨世纪的记录──中国大陆诞生了同性恋者自己的作家，出现了笔触直指当代的同性恋文学。
倒退一年以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也出现过涉及大陆同性恋者群体和生存状态的文字。这些文字大体出自三种人的笔下，有着三种不同的态度。
一是那些异性恋作家。他们的作品总爱用各种形式的“文学”样式自我标榜。但大多数在实质上很缺乏文学的人文主义灵魂，反而充斥着一个“窥阴癖”对同性恋者的猎奇和窥探、异性恋正统和男权主义的专断、旧式道德君子的伪善和封建卫道士的狰狞。
一是那些关注同性恋者，研究同性恋者的专家。他们的文字往往偏重于自然科学的专业和文化学的理性。而由于大陆科学界对同性恋的科学研究受限，内容上往往与大陆同性恋者群体若即若离。
一是那些有着舍身饲虎精神的大陆“同解”运动先锋人士。他们的笔下往往是学者式的理性和社会活动家的热情的结合，偏重于对全社会的呼吁和提醒。
大陆没有从感情深层表现同性恋者的复杂心路历程的文字，没有当代的同性恋文学，更没有同性恋者自己的作家，没有更真切体验自己的呻吟和呐喊、悲泣和欢笑的文学作品。
现在，诞生了！出现了！
从文学史的角度讲，这是中国文学的破天荒，是填补了中国文学（尤其当代文学）的空白。
同性恋者在中国的历史境遇非常有趣。
倒退五十年前，同性恋者在中国受到的道德评判是以个体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而且把身份卑微的一方做为女性来对待，引入了“男尊女卑”的男权主义道德框架，有身份和地位的同性恋者视为一种男人的泛爱和风流，不受蔑视，往往反而成为风流佳话。
所以，同性恋者的题材和情调几乎贯穿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在最近的半个世纪演为可悲的空白。但是，中国文学史上却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作家。
现在，崔子恩和童戈却向人们宣称：我是同性恋者！我是有着心灵累累创伤的同性恋者！是一个像条老章鱼一样深深游弋于大陆现实生活中的同性恋者！
这样的宣称，以往的作家们，从晋代的阮籍到现代的郭沐若、郁达夫都没有过。他们表现过自己的同性恋体验，却仍然尽力维护自己的异性恋者面目以及自己恪守的异性恋正统道德法则。
崔子恩不是这样！童戈不是这样！
他们热烈地宣称爱同性，从同性恋者的审美体验，感情体验，爱欲和性欲的体验，爱更具性别特质的同性，爱更健全健美的同性，而不是染有异性色彩的同性。
这样的同性恋体验，在中国以往同性恋的文学描述中，也是少见到近乎空白。
他们的写作风格迥异。崔子恩的作品更追求文学表现形式的创新，从构思到语言更具新潮的特色，有一种神秘诡奇，汪洋肆意的特殊味道。童戈的作品更追求真实表现力度，构思偏重故事的情节，语言通俗而不失激情，有着传统小说的扎实和生活化的特色。崔子恩的风格像一个通世故好读书又玩世不恭的当代摇滚青年；童戈的风格像一个经历了人世沧桑却童心不泯，颇具反叛性格的大顽童。
这当然是他们在年龄、阅历和那种深入骨髓的切身体验方面的差异决定的。
文学本来是由作家的个性体现其价值的，文学一旦纳入了商业运作的模式，也就没有了它有血有肉的鲜活之气。
崔子恩和童戈都是大陆从事写作并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人士。崔子恩用自己的本名勇敢地站出来了。童戈是他为同性恋创作使用的崭新的笔名。这当然有他还不愿暴露庐山真面目的苦衷，却不妨碍他写出另一个隐密而痛苦地活着的自己，不碍他写出自己郁积多年的真实。或许，有一天，他会发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啸，或重生，或毁灭。
中国大陆出现了同性恋作家和文学作品，这不只证明中国的同性恋者不再沉默，不再容忍着别人的窥探和歪曲，也证明着中国的同性恋者在自新中发展了自我的审美，既不乞求宽容，也不稀罕廉价的同情。当然，这也是中国的科学界、文化界有识之士以及中国大陆“同解”活动人士为争取同性恋者的生存权益进行努力的影响。
“一叶而知秋”。
秋天的红叶是自新和再生的生命色。
秋天过去是冬天，冬天过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