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性恋社团的生存记录
“这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可以解放女性，也能解放男性，达到两性的和谐。这也许是性别文化急需普及的原因，也是知和社存在的意义”
6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23票赞成、19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决议：同性恋者将与异性恋者享有同等权利。
中国投了弃权票。
沉默态度的背后，是这个大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左右手互搏。即便是在站在时代前沿的高校中，这也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2006年，中山大学“彩虹社”成为首个被媒体曝光的大陆同性恋学生社团，但很快就销声匿迹，无处可寻。而在有着“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大学，一个致力研究和推广性别文化的社团—— 知和社，已低调地走过了第六个春秋。
建社
“我们的社员，很多就是‘同志’。”知和社的创始人王勰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每年社团的第一次沙龙，社长会问新成员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加入知和社？”有些人会说自己对性别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则直接“出柜”（同性恋者亮明身份）——我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六年之前，风气还没这么开放。2004年底，王勰愉偶遇一名北京女“同志”组织的成员，眼神对视之中读懂彼此身份，聊起性少数人群文化在校园里的传播……“建社伟业”遂于此发轫。
2005年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中欣开设了一门新课，“同性恋研究”， 这是国内第一门面对本科生开设的同性恋课程，每周开课，教室里的走道上、讲台周围、窗口都挤满了人，还有国内外蜂拥而至的媒体争相报道。复旦瞬时被推上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 建社的舆论准备完成了。
“孙中欣对我的想法大力支持，她的一个研究生又在团委，负责审核社团建立这一块工作，机缘巧合，（建社）一切就顺理成章了。”王勰愉对本刊记者说。
刚建社时，生拉硬凑才凑足三五名核心社员，还将一大批社会学系学生的信息当作社员信息上报，应付建社的（人数）要求。
现在，知和社的社员稳定在30人左右，核心社员大概七到八人。隔周二的晚上，社员们就会聚在复旦校园里一个名为“大家沙龙”的咖啡馆，几杯咖啡，舒服的沙发椅，度过属于他们的圈子时光。
话题天南地北，但都与性别文化相关：处女膜情结、性产业工作者、多元性别论、跨性别讨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等等。每次讨论都由一个核心社员来设计引导，先做一些基本知识的普及，再附上相关文化产品的介绍，比如书籍、电影，最后是大家分享各自的经历。
偶尔冷场，社长就会迅速“冒”出调动气氛。
“有一次我就跳出来说，‘大家都知道性工作者有称为鸡、鸭，但你知道什么是鹅吗？’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纷纷讨论起来。”前社长陈瑜对本刊记者说。“鹅”是指专门为男性提供有偿性服务的男性。他们也是弱势群体，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关于性的话题，不分男女，敞开来谈，在彼此的互动中找到了认同和勇气。
一个蒙古族的女生，曾被父母要求只能嫁给一个蒙古族的男人，但她却发现自己深爱的是女人。家庭的压力时常让她困惑，社里朋友的鼓励给她更多坚持的勇气。
“妈妈，我能不能和一个蒙古族的女人在一起？”她鼓起勇气对妈妈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依旧在选择。
“我一直期待，日后人们见到女孩，不会问她‘你有男朋友了吗？’而是问‘你有伴侣吗？’这样社会对性别文化才足够包容。”陈瑜说。
一幕戏的力量
真正让知和社香透墙外的是一幕戏：《阴道独白》。
在知和社初建之时，《阴道独白》已在复旦走过自己的第三个春秋。2003年，一名哈佛女生，来复旦交流时，带着一群留学生，排练了正风靡美国高校的《阴道独白》。
2004年5月，《阴道独白》第一次正式在复旦上演。多功能厅100多平方米的空间挤进了300多位观众，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社会学系研究生吴筱燕挤在人群里，看完了整部剧。之后的她，不仅成为《阴道独白》剧组的主力演员，还成为知和社的核心社员，正是她串起了这部剧、这个社。
真正以知和社的名义排演《阴道独白》，已经是2006年了，此后每年5月，《阴道独白》的上演，总是人山人海，仿佛成了一个固定节日—— 这幕戏是比它的生产者更驰名的产品。
《阴道独白》原来是部女权主义作品。知和社对其进行了改造，加入同性恋的元素。在今年上演的《阴道独白》十二幕剧中，第九幕“女人和女人”讲的就是女同性恋。
戏中，两个女人各自交错着独白，展示她们从相识到相互爱慕，从犹豫逃避到坦然相恋的真实心路历程。“爱让我们选择了对方，我们的爱，无需逞强，无关性别。”最后一句台词引来全场掌声。
两位演员黄丽鸣与chloe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女同性恋者，曾有各自的伴侣，享受属于自己的爱情。对此，她们毫不避讳。
“我们就是正常的人，只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不需要特别关注，也不需要区别对待。”曾经的知和社社员高远对本刊记者表示。
2005年进入复旦的高远，在知和社一呆就是四年，也帮《阴道独白》剧组打杂了四年。在学校里，他从不介意公开自己的“同志”身份，在大二时，他就向辅导员“出柜”，毕业游时，更向全班“出柜”，现在在公司里，依然如此。
“这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可以解放女性，也能解放男性，达到两性的和谐。这也许是性别文化急需普及的原因，也是知和社存在的意义。”高远说。
低调，再低调些
除了公演话剧《阴道独白》，知和社还有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讲座。
知和社时常邀请港台和海外专家学者来校讲性。“法律视野下的同性恋生存状况”、“国际舞台上同志运动的发展”、“公共卫生视角下的同志问题”、“倾听拉拉的世界”等等。讲座名称里如有提及“同性恋”，就一定会套上“法律视野”、“公共卫生视角”等学术帽子，或用“同志”“性少数群体”等词汇代替“同性恋”，让题目看起来不那么“敏感”。
低调是历任社长传下来的潜规则。社团成立之初，王勰愉说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我们不想办一两年轰轰烈烈，然后死掉。只想一年一年做一点实事。”
“我们不为出名，只为公益，更愿意踏踏实实做事，把想表达的观念和想普及的知识让更多人知道就好，毕竟即使是国内的学术界，关注性别文化这块也是很少的。”王勰愉创社时，对社团的定位就很清晰，深谙游戏规则的他时常告诫后人“一切活动都要维护学校形象，活动的目的只是公益”。
低调并不妨碍讲座的热闹。“我们的讲座反响一般都很大，几乎场场爆满，有时候窗外都站满了人。”陈瑜回忆。她在做社长时，请来曾编著过《春光乍泄：百部同志电影全记录》的“同志”影人范坡坡。
范坡坡为观众播放了他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新前门大街》，两男两女选择在情人节那天，在北京前门大街上举行婚礼，却是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的婚礼。新人身穿礼服，向路人宣布他们结婚的喜讯，摄像机记录路人的反应。
在王勰愉看来，这么多年社团能坚持下来，“和复旦自由开放的氛围有很大关系，和复旦人多怀抱理想也有关。做这种公益的东西，没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支撑着，坚持不了。”
这个社团对学校的一个贡献是，有的社员是为了知和社，才报考复旦。因为“很少高校有这么一个研究性别的社团。” 王勰愉说。（爱白网注：本文出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9期“文化”专栏）
知和社这个致力研究和推广性别文化的社团已低调地走过了第六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