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同伴教育员”用爱温暖艾滋感染者
今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我们将目光锁定在一个特殊群体同伴教育员身上。因为他们是生活在昆明的男男同性恋者，是“小姐”，也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他们不是人们脑海里被曲解的猥琐、可怕的形象，他们乐观、积极、向上。他们在政府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用自己的经历、故事去感动和帮助更多的感染者和高危人群，传递快乐因子，使很多同伴渐渐走出阴霾。在性传播逐步成为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的背景下，他们的付出与努力，使很多高危人群远离艾滋病的侵袭。他们是最坚强的、最勇敢的、最伟大的。
24小时为感染者解压
已组建一批同伴教育员
11月28日下午2点，小四坐在萤火虫活动中心，面对着电脑，将一份份活动中心的档案翻录在电脑中。“小四，你好，我换手机号了，特意来告诉你，也想做一下身体检测。”一个男人的声音打乱了小四的注意力。小四抬起头，目光跳过电脑显示器，落在眼前这个男人身上。“呼……”小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终于来了，这大半年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好久啊。”小四一边说，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小丁。小丁是个男男同性恋者，也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此前一直接受萤火虫活动中心的关怀和帮助。但今年6月份以后，小丁突然“失踪”了。尽管小四给小丁打了50多个电话，多次到小丁家都找不到人，但小四没有放弃寻找和帮助小丁。“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按时接受抗病毒治疗？”比起责怪，小四更关心小丁目前的身体状况。
萤火虫活动中心属于西山区健康关爱促进会，促进会针对性工作者、吸毒人员、男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者设立了4个不同的小组。各个小组根据各自的目标人群开展培训、外展等活动，为目标人群提供咨询、关怀和帮助。萤火虫活动中心就是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关怀的小组，而小四是萤火虫活动中心的负责人。除了负责人这个职务外，小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同伴教育员。小丁就是小四关怀和帮助的一个对象。从最初接触时的抗拒，到主动告之变更后的电话号码、主动要求进行身体检测，在小四的帮助下，小丁显然已经走出了曾经的阴霾，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
“我们挑选了人群中一些比较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对他们进行有目的、不同类别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一定的艾滋病知识和谈话技巧，然后再由他们向周围的同伴传播预防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了解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体状况，并动员感染者进行定期体检。这部分人就是同伴教育员。目前，我们已在性工作者、吸毒人员、男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者中发展了多位同伴教育员，他们会深入到各个群体中帮助感染者和高危人群。同伴教育员中，也有部分是热心防艾事业的感染者。”西山区疾控中心艾病科相关负责人说：“比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感染者和高危人群更容易接受同伴教育员的关怀，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背景或经历，有群体归属感。近年来的实践也说明，同伴教育员的加入，使政府能更加深入地帮助感染者和高危人群。”
目前，全市艾滋病感染者中，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占总数的34.4%，因异性传播感染的占57.7%，男男同性恋者传播感染的占4.5%，母婴传播占0.7%，其他途径感染占2.7%。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市防艾局负责人李华生介绍，目前，性传播已成为艾滋病主要的传播途径，而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比例也在明显上升，昆明的防治任务依然艰巨。
在此背景下，昆明已组建了一批同伴教育员骨干力量。不管是现在，抑或将来，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与艾滋病病毒抗争的光荣战士。
同伴教育讲究“望闻问切”
长期以来，因受社会观念影响，艾滋病感染者和高危人群一直都很敏感。要让他们打开心扉，接受别人的帮助和关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对于经验丰富的小四来说，已不是难题。
“2007年，我来到萤火虫活动中心，成为这里的同伴教育员。西山区疾控中心的专家对我进行了培训，我懂得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也有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经历，可以和感染者交流，倾听他们的烦恼。我是一个感染者，我了解感染者的感受，和他们交流，最重要的是平等和真诚，同时也要讲究‘望闻问切’。”小四说：“一般，感染者在得知自己检测为阳性后，最先接触到的是疾控专家。疾控专家会告诉他们活动中心的存在，在得到他们同意后，我和其他同伴教育员会采用电话的方式联系他们，简单告诉他们中心的基本情况，邀请他们来中心参加活动。活动中，我们要观察感染者的行为、动作，倾听他们的谈话，主动与他们聊天。聊天的话题很广泛，可以从衣着打扮开始，可以从天气开始，也可以从兴趣爱好开始，在聊天中寻找切入点，慢慢拉近彼此的距离，建立信任。”
通常，感染者是愿意到中心参加活动，和同伴教育员聊天。但也有感染者特别排斥活动中心，他们认为感染了艾滋病就和其他人不一样了，来到活动中心就像身上贴了标签一样。针对这样特别敏感的感染者，小四和其他同伴教育员会经常给对方打电话。“我们经常跟感染者闲聊，但在聊的过程中，我们会给感染者一些指导，因为我们更关注他们的身体状况。有的感染者很难打开心扉，有的会怀疑我们的身份，这时我们会牺牲自己的隐私，告诉感染者，我和他一样，甚至给他看自己的检测报告。当感染者听到我的经历和心情后，会感受到我们的真诚，慢慢接受我们的帮助。”
感染者内心深处的家人
作为同伴教育员，小四最关心的是感染者的健康问题。“很多感染者8—10年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他们也不愿意接受治疗。这时我就会告诉他们，至少每年要到疾控中心进行身体检测，如果细胞低于350个/微升，就表示身体抵抗力已经开始下降，这时就应该到医院接受抗病毒治疗。出现不愿接受治疗的感染者，我会给他讲述我的经验。我也会把我收集到的最新治疗信息传递给感染者，给他们对抗疾病的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国家的一些政策告诉他们，比如，国家提供免费的抗病毒治疗，肝、肾功能检查、血常规检查等都是免费的。”小四说。
比起信息传递者，同伴教育员对感染者来说，更是一个可以放心倾诉的对象，他们是被感染者深深放在内心的家人。小四有一个24小时开机的电话，感染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咨询。“感染者面对的压力很大，很多时候，他们需要一个放心倾诉的对象。感染者向我倾诉时，我不用劝说，只要耐心听完，他们就会觉得轻松了。我经常半夜接到感染者的倾诉和咨询电话。”
作为同伴教育员，小四坦言，自己也有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感染者，我自己也面对很多压力。但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影响到同伴教育员这份工作。当我不能负荷这些压力时，我会向西山区疾控中心的专家们倾诉。我很感谢他们，他们给了我力量，让我去帮助更多的同伴，也让我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拦截”艾滋病毒
深入娱乐场所“传道”
“下个月，还是两人一组，负责到一些场所。这是你们下个月的计划表。”还未到12月，紫罗兰活动中心的负责人宋姐早已把12月的工作计划安排得妥妥当当。紫罗兰活动中心是西山区健康关爱促进会下设的一个关怀性工作者的中心。与小四一样，宋姐除了是中心负责人，也是一位同伴教育员。而与小四不同的是，宋姐针对的是女性性工作者，要在与性工作者的沟通中，教她们如何保护自己，远离艾滋病。
“性工作者上班的地方，都是夜总会、发廊、舞厅，或者站街。中心4个同伴教育员，两人一组，每组负责多家场所。每周，我们都要到这些场所接触性工作者，告诉她们艾滋病、性病的知识，告诉她们要使用安全套。”宋姐说。
在场所工作的性工作者，都是晚上上班，为此，宋姐和其他同伴教育员晚上7点30分就要到场所内，找到她们。“有的场所要求小姐8点半就开始上班，所以我们通常只有1个小时的接触时间。刚开始接触她们时，她们不愿意听我们讲知识。我们就转变方法，跟她们聊天，聊衣服、鞋子、化妆品，聊家庭，也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慢慢地，她们开始信任我们，我们就在聊天过程中告诉她们艾滋病、性病知识，也告诉她们要如何预防，有时她们也会问我们想了解的知识，我们都有问必答。”
宋姐介绍，西山区九成以上的场所愿意配合同伴教育员的工作。经过干预，目前85%以上的性工作者愿意使用安全套。
宋姐及同伴教育员的付出换回了性工作者对她们的尊重。“现在，她们都称呼我们为‘姐姐’或‘阿姨’，我们管她们叫‘小妹’，这样亲切点，能拉近距离。”宋姐说，“但现在我们工作中，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妹。这些小妹文化层次低，有的甚至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东西。我们跟她们说，一定要使用安全套，她们不听，说自己看过客人的生殖器，干净的，不会有病。我们就着急了，反复告诉她们，很多病不是肉眼能看出来的。同伴教育工作中，我们还要经常动员她们做妇检，用自己的经历告诫她们不要到小诊所打胎。有的小妹听到我们的经历就改变自己的行为了，有的很倔强。对倔强的小妹，我们会更加用心。”
同伴教育中，宋姐有时也会处理一些咨询。“有的小妹会咨询我们，客人不愿意使用安全套，怎么办？我们就跟小妹说，要学会拒绝不使用安全套的客人。现在很多小妹在我们影响下已经愿意开口拒绝不使用安全套的客人。”
“以前，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吸毒者共用注射器，但现在已经转变为性传播。仅西山区，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都是经性传播感染的。吸毒的传播途径可以靠公安和卫生部门进行干预，但性传播就相对隐蔽，而且流动性大。同伴教育员要比政府工作人员和医学专家更容易接近性工作者，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西山区疾控中心艾病科相关负责人说。
传递积极向上的心态
走进昆明春雨活动中心（以下简称“春雨”），会被这里的布置深深吸引：宽敞、明亮的大厅、小资情调的吧台、创意无限的舞台、简单干净的咨询室……这里无时无刻不散发出一种让人很放松的氛围。“其实，男男同性恋者是很有生活品质的。相比女性性工作者，他们的文化层次更高，也更加隐蔽。但因社会观念影响，他们更害怕暴露自己，因此，他们只跟固定的‘圈内人’相处，他们称自己为‘锁在柜子里的人’。为了让男男同性恋者‘出柜’，我们把这里布置得比较轻松、有情调。我们经常在这里举办活动，活动中将一些防艾知识传递给他们，同时也会为他们做咨询服务。”春雨的工作人员小春说。
随着男男性行为导致艾滋病感染者比例的增加，男男同性恋者逐渐成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关注、关怀和帮助的焦点。为了帮助男男同性恋者从源头上杜绝艾滋病，昆明已要求各个区建立小组。而政府、国外非政府组织也在积极帮助一些草根组织。这些草根组织的骨干力量是男男同性恋的“圈内人”，他们积极活动在这个“圈子”里，成为了同伴教育员。春雨就是昆明一个草根组织，小春和春雨的负责人小赵都是这里的同伴教育员。
“高三时，我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我不能接受自己。来到昆明后，我无意中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后来我加入了‘春雨’，开始从事同伴教育员的工作。后来，我和父母坦白我是同性恋者，妈妈跟着我来到昆明，了解了我在春雨做的工作后，她支持和鼓励我继续做好这个工作。2006年，我成为春雨的负责人，挑起了这个重担。多年的同伴教育员经验让我知道，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家人的鼓励和支持给了小赵一股坚持下去的力量。草根组织不同于其他机构，虽然有政府的经费支持，但也常常“缺粮”。然而，小赵和他的同伴，凭着热情和毅力，逐步把春雨办得有声有色。“我们想了很多活动，吸引男男同性恋者参加。因为男男同性恋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也无法从外表上判断，很难让人找到。我们就请其他同伴绘制地图，一个点一个点去找。在同伴的引导下，大家能建立起一种信任。”小春说，“做同伴教育，不能仅仅传递知识，而要从同志文化入手。”
“自我认同是最主要的。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对象，采用不同的主题，传递一种同伴概念和积极向上的心态，让他们认同自己。我们接受过疾控专家的培训，有昆明市疾控中心颁发的艾滋病咨询员合格证，因此，会把防艾知识巧妙地传递给他们，也会陪他们到疾控和医院做检查。”
小赵很坚定自己现在从事的事业，他想一直走下去，但他有时也担心春雨的未来。“草根组织最大的隐忧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很感谢昆明市防艾局、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还有国外非政府组织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希望政府能继续支持我们。毕竟很多男男同性恋者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只要加以适当的引导，大家都可以成为防艾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