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同志教师的双面生活
爱尔兰校园，尤其员工休息室有时会成为排斥同志的场所。
在爱尔兰的学校里，同性恋和双性恋教师如果公开性取向的话，会遭到歧视甚至解雇。在这个仍然是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同志们遇到此困境的直接原因是一部允许信教的雇主以维护宗教规则的名义对雇员实施惩罚。
“当你身处学校体制内，你就陷入了学校的固有观念里，陷入了孤寂当中。”34岁的里奥•吉尔罗伊(leo kilroy)说到，他曾经在都柏林市中心的一所天主教小学里任教。
“你很清楚如果出柜的话肯定会遭受歧视。在那里任职绝对是个挑战。”
在爱尔兰的社会中，教会的影响力已经被颠覆了，不像从前那样主宰一切。这大概是由国家日益繁荣并加入了欧盟，大规模城市化，以及多发滥性丑闻等因素造成的。爱尔兰最近决定关闭它在梵蒂冈的使馆，这也使双方关系跌落到历史新低。
然而在学校和家庭这两个关键的涉及道德观念的地方，教会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仍然受该国长期的天主教传统所桎梏。
超过九成的小学和半数的中学都是教会学校。这些学校的董事会一般都是由一名教区牧师主持，并且，虽然教师工资都是国家拨付，教会仍然控制着招生和招聘。
吉尔罗伊二十八九岁时辞了教职并且出柜了。
他现在做教师培训讲师，并且在一个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小学教师组织里担任财务主管。这个组织有45名成员，代表了大约31，000名执业教师。
“我更方便出柜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游离于教育体制之外。如果是体制内的话，必须强制的压抑自己。”他说，“我认识一些同志教师，他们不但提升无望，而且必须忍受谩骂，歧视和调侃。”
态度也在变化
直到1993年，同性恋行为在爱尔兰还属于犯罪，而同性肛交可能遭受终身监禁。
在此之前，大多数人选择了隐藏身份。20世纪80年代都柏林的同志游行刚刚发端，只吸引了几百人的注意，有些顽固分子还在嘲讽谩骂艾滋病。
从那时起，社会的态度就开始剧变。今年的同志游行吸引了25,000人，成为了仅次于圣帕特里克节游行的第二大游行活动。
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公众支持同志婚姻，包括了许多天主教徒。
“上帝造人就是这么造的。他们理应享有平等权利，”91岁的埃塔•傅爱兰说，她当时是在去往都柏林的主要罗马教堂的周日弥撒的路上。
不过在很多教室里，每天半小时的教义宣讲和墙上的十字架仍表明了那些清规戒律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
帕特里克•戴普西经常为了避免进入都柏林南城的学校而装病。
“自始至终，我必须面对欺凌和辱骂，不敢走在走廊里。’
当你知道有人想叫你“娘娘腔”或者“搞基的”，你就知道你会在一大群不太友好的人面前难堪了，感觉简直无地自容。
这位19岁的青年最终在毕业季的那年从这所天主教学校辍学了，而且对教员们的无动于衷感到很沮丧。“我觉得这固化成了校园风气和文化，因为是教会学校，他们并没有制定出应对恐同行为的政策，”他说。很不可思议，这在校园中变得公开化了。有位教师发表了恐同的言论。
宗教气氛仍浓
虽然该国已经效仿其他欧洲国家为离婚和避孕立法，它仍是一个宗教气氛很浓的国度，
婚礼和葬礼都在教堂举行，教规和洗礼仍然是必备的仪式和做法。在1937年制宪的时候，爱尔兰政府还征求了都柏林大主教的看法。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宣示天主教特殊地位的条款被取消了，但是宪法第一行仍然这样写道：“以最神圣的主的名义”并且对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有明确的规定。
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开明的时代，民众对治国理政的去宗教化道路兴趣愈发浓厚，可是我们还没看到主要政党对去宗教化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在考克学院大学任政治学讲师的特丽莎•瑞迪说道。
“他们在向去宗教化方向前进的动作依然迟缓。”恩达•肯尼总理的执政联盟已经保证寻求修宪以支持同性婚姻的可能性（这契合了主流民意），并且试图减少教会学校的数量。
而现在，政府正集中全力欲把爱尔兰拖出金融危机的泥沼，肯尼总理比较棘手的任务是处理饱受争议的社会事务，于是教育的去宗教化就为资金缺乏而困扰。 政府还需要制定法律来阐明立场：一年前欧洲人权法院就裁定立法缺失会侵犯妇女人权，可是现在爱尔兰堕胎依然是合法的。
关于就业的法规中，只有一条模糊不清的规定说要检查评估同志教师所面临的威胁，但是却允许信教的雇主在“合理的必要”时，采取行动来保证员工和拟录用员工不要违反他们的宗教习俗。
静悄悄的革命
如今，年轻人已没觉得出柜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对都柏林的青年同志服务小组“belong to”来说，他们的很多服务对象已经是14到15岁的年轻人了，然而在他们建立初期，服务对象都还是19到20岁的青年。 “belong to”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巴伦说，“有一个静悄悄的转变正在进行中，在过去的三年中，“belong to”的服务对象数量每年翻番，这是很典型的现象。”今年，2500多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青年小组，成千上万的人都是通过邮件联系的。
巴伦在学校里的工作是提升社会对lgbt人群的知晓度以及反对恐同言行等事务，他表示这也存在巨大问题。
学校管理委员会和校长的态度是关键，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已不是修女或者牧师。
“一些和我们曾经合作得最好的教会学校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阻碍”，巴伦说，“我们曾听说过老师告诉学生，同性恋是有罪的。” “教育系统仍旧有天主教的传统，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传统，而是教育与授课的方式”，巴伦说。“我们想知道更多在学校里没有出柜的同性恋教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些同性恋教师可以为年轻人树立重要的行为榜样，尤其是对于在困境里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同志或者跨性别。
相爱但无法结婚
图：琳达•库伦和她的伴侣费尔格•尼•波罗恩，位于她们在南都柏林郡黑石村的房子里
对于费尔格•尼•波罗恩(feargha ni bhroin)来说，在她任教的非教会职业技术学院里，她的拉拉身份完全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她的家里。问题出现在，当尼•波罗恩和她的伴侣琳达•库伦(linda cullen)成为一对双胞胎女孩的父母时，法律在此出现了真空。
根据爱尔兰法律，库伦与她们的女儿没有任何关系，她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她不但不能收养她们，也不能成为她们的监护人，因为她无法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署名。“如果我们分开了，我没有权利保障，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也无法对我要求权利，所以如果我不想提供抚养义务的话，我就可以不提供”，这个都柏林居民如是说，她现在一个电视节目运营公司工作。
去年公布的一项法律，给予了登记为民事伴侣关系的同性伴侣与已婚的异性夫妻同等的财产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又不完全平等。这就意味着同性伴侣的孩子，甚至这些已经登记为伴侣关系的同性恋的孩子，不被法律所保护。“孩子知道我就是他们的母亲，我每周三、周四和周五上午都陪着他们，但是法律却不认可”。
图：里奥•吉尔罗伊，34岁，因为同性恋的原因离开教职，都柏林梅林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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