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不可舍弃的道义原则——方韩之争对同志运动的意义
“与其被动地同意别人的看法，不如理智地表示反对，因为如果你信自己的智慧，那么你的异议正表明了更多的赞同”-伯特兰•罗素
方韩之争与同志运动有关联吗？
在我看来，答案显而易见：有关联，关联甚大。
我的朋友中，有些认为韩寒有道理，有些认为方舟子有道理。我一直以为，对此事的看法，朋友之间，观点有差异再正常不过，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本应如此。
作为少数群体中的一员，也作为一个科学家，对方韩之争，我关注的重点是争论的过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问题。对我来说， “韩寒的作品是否有他人代笔？”或“方舟子的质疑是否属于诽谤？”这两个问题的结论，反而相对次要。
没有人否认，同性恋议题已经是而且还将是引发剧烈争论的公众议题。同志运动的根本诉求，无非是希望在这场长期争论中，通过言论、行动或其他表现，争取更多的人理解同性恋，进而谋求同志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善。所以我们希望揭露恐同的危害，我们尝试沟通，我们试图获得更多的理解…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些愿望？
我的答案是：使得这些愿望实现的方法应该合乎逻辑，合理使用社会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证据、方法和工具，并采取合理的论证策略，组织得体的言论，进而影响沉默的大多数。我希望多数人会认同这个答案。所以，要想通过同性恋议题的争论赢得社会大众，取决于我们如何进行争论。在公众心目中，我们的结论是否正确，取决于材料的选取是否适当，以及方法的运用是否合理。
基于以上标准，观察了很多同志公众人物在“方韩之争”过程中的言论，我开始忧虑了，我忧虑这些言论可能对未来的同志运动造成伤害。因为这些言论中的很多具有下面这些特征：
1.非好人即坏人的预设。方韩之争发展到今天，两方支持者的言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概括为：1）“韩寒是好人，方舟子是坏人”；2）“方舟子是好人，韩寒是坏人”。与人有关的争论中，很多人之所以一定要定义“好人”和“坏人”，背后的逻辑是：好人就是完人，不会做错任何事，不能有任何失误，说话“句句是真理”。只要定义了某人是坏人，则他/她言论和行为的谬误性就不证自明了。事实上，人是复杂的，除了不多的极端情形，很少人可以被归类为“纯粹的好人”或“纯粹的坏人”。简单点说，人类社会不是由纯粹的坏人 纯粹的好人构成的。每个人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若非好人便是坏人，若非坏人便是好人”的命题是不成立的，“因为某人是好人，所以他的言行也就成为不能质疑的事实”也是不成立的。
2.依据片面信息作出判断。仔细观察了网络上方韩之争中的言论，我发现很多对此事的评判，是根据方韩二人或其亲友在微博或网络上的只言片语做出的。对于“韩寒的作品是否有人代笔”或者 “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是否准确”做出适当的结论，都不能依据只言片语。为啥不能？因为：1）对上述两个命题进行判断，涉及大量的文字和言论（姑且称为“文本”）；2）掌握这些文本材料，并根据一定的逻辑进行组织，是做出评估的基本前提；3）理解这些文本材料是一个复杂的评估过程，还可能需要借助社会人文学科和/或自然科学的技术工具。只有建立了全面而客观的证据基础，随后进行的演绎推理和归纳总结才有合理性。所以，对特定的人或事进行评价，要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得出结论的方法是决定性的。
3.以对特定人物的喜好作为评价标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什么理由，讨厌一个人，也不需要什么理由。正如对某人做出相貌美丑的判断，唯一的标准只存在于我心，喜好使然，天经地义。然而，喜欢还是讨厌一个人，不应该成为判断他/她行为正确性的标准，也不应该成为评判这个人是“好人”或是“坏人”的标准。进而言之，把他/她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隶属于某个民族、有着某种爱好、具有某种生理特征作为一种标准来评判其行为正确与否，就更不应该了。因为依据这样的标准进行评判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歧视”。遗憾的是，方韩之争中的很多言论，所依据的恰恰是对所评论对象的个人喜好做出的。
4.根据推测的动机评判人的行为。所谓“诛心之论”，大家都不陌生。这样品评人物，是中国古代的清流和史官的最爱:只要论证了某人“居心叵测，包藏祸心”，那么行为本身是否正确即可不论，“早正典刑”可也。遗憾的是，基于动机推测而做出对错判断，在方韩之争的各种言论中并不鲜见。
如果我们基于非黑即白的预设、依据片面信息或个人喜好甚至仅仅根据推测的动机就下断语，那么当其他人用同样的策略来评判我们所珍视的理念或权利时，你我又将如何反驳呢？古往今来，有无数事例证明，在争论中采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策略时，一定会面临他人同样不择手段的攻击。至此，无论我们所珍视的理念或权利如何正确，我们将很难在道义上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和理解。
既然我们追求平等和公正，同志群体、同志运动，都应该有意识地培养逻辑的、以证据为基础的阐述和辩论技巧。同时，我们应该随时提醒自己：克制无端辱骂、无据的推论，以诋毁对方形象来获取喝彩的哗众取宠行为。
所以，方韩之争对同志运动和这场运动的参与者，意义重大。当我们为自己争取权利时、当我们发起同志议题的争论时、当我们批评公共人物和事件时，我们负有善用证据，使用适宜、得体的方法和工具进行论证的义务。而且，作为受到普遍不公正待遇的少数群体，这种义务是我们不可舍弃的道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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