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后怎样？
不时有人问我，他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后他该怎样。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鲁迅通过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剧本《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中的人物娜拉的分析，来阐明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看法。
他尖锐地指出，娜拉作为现代女性离开牢笼般的家庭后，“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鲁迅接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鲁迅随后精辟地指出，现代女性的解放，获得“经济权”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同性恋者或者有同性欲望的人面临的问题与二十世纪初女性面临的问题惊人的相似。
不少具有同性欲望的人虽然知道自己有这种强烈欲望，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承认也无所谓的，只要他们做着各自幸福的梦即可。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和承认自己的同性欲望，但是他们害怕，甚至彷徨与痛苦，因为他们害怕未来。未，就是没有。未来，就是没有来路。从既往经验上讲，未来也不是没有来路的，至少有两条：要么堕落要么回头。所谓堕落，就是放纵欲望，放弃自律，放逐灵魂。所谓回头，就是回到所谓正统正道的异性恋窠臼之中，将自己强迫（甚至自愿）扮演可以获最高演员奖的异性恋角色，说着异性恋的经典台词，唱着异性恋的经典曲调，走着异性恋的经典步调。
为了避免这两种来路，娜拉式的同性恋者除了有觉醒的心，还得有实在的经济能力。然而，对于最广大的中国青年而言，经济能力恰恰是他们的软肋。很多温情脉脉的亲情修辞掩饰了对于父母（乃至家族）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倚赖的利益动机。所谓面子的托词是虚伪和算计的遮羞布罢了！
正如鲁迅所言争取经济权极其烦难，需要韧性的战斗。“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
我真切地呼呼，所有父母以及将来要做父母的所有人，充分尊重子女的性倾向；再也不能一代一代地传递无知、强制和痛苦。鲁迅说，“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
如果家长强制子女进入异性婚姻模式，那么家长参与了这一场场悲剧的产生，参与了对人性的折磨和苦痛，参与了对无辜配偶的侵害。当然，人人，包括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都可以心安理得地辩解，自己是异性恋正统制的社会文化的受害者，自己难以抗拒异社会压力。这种辩解听起来颇有道理，甚至可以博得同情，但是必须严正地指出，这种辩解仍然是极端自私损人的托词。必须严正地指出，或许终极原因的确在于异性恋正统制，但是这种辩解不能解脱参与继续实施这种不正当不公正不人道的勾当的人的道义责任和良心拷问！他们是受害者，但是他们也是共谋者，他们也是共犯，他们也是责任人！他们为了个人的苟且，侵害他人利益，并且继续参与复制和再生产异性恋正统制。面对异性恋正统制，他们可以消极不作为，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积极地（当然戴着不情愿的悲怆的面具）参与到继续强化和巩固不公道不开明的异性恋正统制中。
他们把同性欲望或者同性恋当作替罪羊，正如他们把异性恋正统制的文化当作替罪羊一样。他们丝毫没有顾及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良心和责任，无论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还是道义意义上的责任。他们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长的利益、面子和传统，牺牲他人的利益，参与制造人间悲剧，而他们却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是受害者，是胁迫犯。但是，这与同性恋无关，这与性倾向无关，这与人的良心有关！
我深知，同性恋者面对自己父母和家人时的复杂心态。我也深知，知道自己的子女是同性恋者的父母的复杂心态。我深知，在无处不在的异性恋正统制文化下，他们的抉择的艰难。我不怂恿同性恋者与其父母摊牌，我不赞成盲目草率的“出柜”，正如鲁迅所说的“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但是，我们有道义的担当，尤其在二十一世纪。
“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后怎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问这个问题的人自己凭着良心和良知去解答！
作者：周丹
（周丹，1974年出生于上海，系向国内外媒体公开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在过去十年中，他曾被美国《时代》周刊（time）、《南方人物周刊》、《东方早报》、《中国日报》（china daily）等报道；凤凰卫视、东方卫视等制作过专题节目采访报道他的经历和涉及性倾向的公益工作。他不仅是国内极少数关注同性恋等权益保护的律师，他还致力于涉及性倾向、性别、艾滋等学术和科研活动，2009年出版专著《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他曾是耶鲁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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