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同性恋生存现实
厦门大学学生为“5·17国际不再恐同日”在隧道作宣传画。林红 供图
厦门大学“性别与社会”公选课现场，吴幼坚演讲《一位母亲眼中的g ay》，报告厅挤满了人。
上周，5·17国际不再恐同日到来之际，第一份中国版性少数群体的校园欺凌调查报告应声出炉。调查显示，77%的受访者曾遭遇17类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甚至不乏暴力及性骚扰，受欺凌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受到很大影响。
2011年以来发生在美国的多起同性恋青少年自杀事件，引发了对这一群体遭受校园欺凌的国际关注，“今年不再恐同日的主题即关注教育系统内的恐同，但过去中国的媒体、ng o和公众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项目办公室官员李红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幸而，在中国的大学城里，为保护同性恋学生的权益，一些年轻的同性恋学生社团或支持小组已经在路上。
阿来们的烦恼
他在教室或宿舍和室友擦肩而过时，被突然而至的拳头打在脸上
今年20岁的阿来，来自广州一所职业学校。今年2月，因为转发了含有同性恋内容的微博而被室友发现其同性恋身份，随后阿来开始经常性地遭受室友的辱骂甚至飞来的拳头。
“生块肉，也比生个同性恋好。”“败家子，气死你老爸。”生性顺从的阿来不知如何躲避这些语言暴力的伤害，更严重的是有那么两三次，他在教室或宿舍和室友擦肩而过时，被突然而至的拳头打在脸上，眼镜片瞬间开了花。
从此他对学校和宿舍深感恐惧，开始失眠，醒来也觉得焦虑。而最近，室友甚至将阿来的身份告诉了他的父母。面对父母质疑的电话，阿来否认了，但暑假马上到来，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将信将疑的父母。
阿来的学校有一门《心理健康》课，老师曾在课堂上告诫大家，“爱情的基础是双方必须是异性”，并暗示“同性之间的情感不是爱情”。这门课的教科书中，还有关于“性取向厌恶治疗”的内容，“即通过不断地厌恶同性恋的心理暗示，强行矫正性取向”。这些都让阿来深感孤独和无力。
同样20岁的冰封是广州另一所大学大二的学生。相对阿来，他的痛苦在高中时代已经开始。
高一时他开始住校，开学一两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被踢出了班上的q q群，原因是他在g ay吧里的交友信息无意中被一个女同学搜索到，同性恋身份因此曝光。冰封初、高中都做过班长，虽然因为行为举止上的女生姿态被骂“变态、人妖、娘娘腔……”，他一直努力通过为同学做事来获得认可。
但寄宿制高中的生活让他变得越来越消极。尽管仍是班长，他管纪律时没有人听，宿舍里6个人有4个人孤立他。有次晚自习他气急了吼了句“你们都给我安静下来”，回到宿舍后就发现桌子上被人写满了“变态、垃圾”之类的字眼。
另有次合唱比赛前的音乐课，他在台上组织没有人理会，训练的老师来了问班上有多少男生多少女生，有个男生就很大声地说“我们班有22.5个男生，22.5个女生”，全班哄堂大笑。冰封为此逃了一节课，到操场上放声大哭。此后他就不再管班级事务，也不再努力地融入集体了。
但这并没有让同学停止欺侮，有天清晨他去上洗手间，几个男生在旁边将小便洒在他的头上，取笑他娘娘腔。
冰封回忆当时的自己觉得人生没有希望，进入高三也没有对大学的向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再步入社会，每次都要付出那么多的努力来获得别人的认可”，他觉得心力交瘁，“不如索性独来独往”。
杉杉的高中
姥姥、姥爷拦截了杉杉的信件，还将她的性向告诉了很多老师
杉杉今年刚从河南一所大学毕业，是一名女同性恋者。因为家人在她上学的高中任教，高中三年，她因为性倾向的问题长期遭受来自家庭的暴力和学校的欺凌。
她从小在姥姥、姥爷身边长大，姥姥、姥爷是河南某市一中的老师，于是她中考后进了这所重点高中。她的妈妈是河南一所卫校的老师，高一时她得了阑尾炎，到郑州做手术，妈妈的一个学生在那里实习，她们因此相识，并开始频繁通信。
这些信件后来被在高中教书的姥姥拦截，姥姥又告诉了杉杉的妈妈。杉杉不得已向家人出柜。
“我们在一起4年，这期间，我妈几乎一周要打我好几次，拿起什么就打。”杉杉说。有一次妈妈拿起桌上的台灯向她砸过来，打破了她的头，留下了一小块疤痕。
在这期间妈妈还带她去精神病院看心理医生。“虽然老妈是卫校的老师，她仍然认为同性恋是病。”心理医生听完杉杉妈妈的讲述后，就给杉杉开药，“说如果长期服用就可以改变性向”。杉杉当时大发雷霆，与医生争吵起来，妈妈便匆匆带她离开医院，她也因此逃脱了“同性恋治疗”。
但在学校里，姥姥、姥爷拦截了杉杉所有的信件，为了便于看管她，还将她的性向以及和那个女生的交往告诉了学校的很多老师，她的隐私因此尽人皆知。
之后的两年杉杉在学校听尽了各种风言风语，同学们的嘲讽和眼神都让她难以忍受。有一次，一位平时没什么交往的男同学甚至把她的女朋友寄来的照片撕碎了扔到厕所冲掉。
“我本来是个很开朗的女生，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变得不爱和同学说话，有时也逃课。”杉杉说。高考的前几天，妈妈发现她和女朋友还在联系，就拿刀逼她去死。“推搡之间，刀割到我的左手食指，割破了小动脉，后来也留下疤痕。”这件事情影响了她的第一次高考，后来她又复读了一年，在复读班里遇到了现在的女朋友。
复读班里有一位以前的高中同学，“不断告诫我的女朋友不要跟我来往，还编了一堆谣言，说我爱去女厕所偷拍什么的”。杉杉那时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背叛她，却没有人愿意给她帮助。她天天想着怎么去死，有次试图跳楼被拦下来，后来又经常用小刀割手指。
进入大学后，杉杉学的是艺术，“同学们思想都比较开放”，她也在班上公开出柜了，跟同学的关系都很正常，“生活慢慢好了起来”。“如果可能，我希望能加入一些同性恋机构做些事情。”杉杉说，“要想改变现状，我们都应该从自己做起，捍卫这个群体的尊严和应有的权利。”
不安的校园
“恐同引起的欺凌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的问题”
5月14日，由国内同性恋社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荷兰大使馆进行，公布了国内第一份校园内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欺凌现象调查报告。
这项调查由爱白、北京同志中心和广州“同城”在今年4月发起，截至5月6日，共421名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及职业中学的学生参与了此次在线调查，阿来、冰封、杉杉都接受了调查。
调查显示，77%的受访者曾遭遇到17类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言语攻击最为普遍，大约44%表示有此类经历。10%的受访者曾经遭受过来自同学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攻击，如拳打脚踢、掌掴拍打、推撞绊倒、拉扯头发等。有7.6%受访者甚至遭受过来自同学和老师的性骚扰，如脱光衣服、碰触隐私部位、强拍裸照等。
校园欺凌对59%的被调查者带来了学业上的负面影响，其中3%的被调查者被迫辍学。另外各种欺侮还对63%的被调查者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负面影响，26%的被调查者有过酗酒、自残、自杀以及因情绪压抑和陌生人发生性行为。
今年5·1 7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委员会的口号是，“老师和学生们，告诉idaho你们的教训，不再恐惧同性恋和跨性别”。
“恐同引起的欺凌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的问题。”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项目办公室官员李红艳说。数据显示，因为同学和教职员工的骚扰，估计全球共有600万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学生被迫辍学。在英国，90%的中学教师表示，其学生因为是同性恋者或疑似同性恋者，而遭到了欺凌、骚扰或被叫绰号。在美国，86%的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学生曾遭言语骚扰。
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1月29日，年仅14岁的拉斐尔·莫雷洛斯因在开什米尔中学受欺凌而上吊自杀。这已是美国在那一个多月时间里的第3起同性恋青少年自杀事件。去年的多起同性恋青少年自杀事件，引发了对这一群体遭受校园欺凌的国际关注，也引发了美国国内持续至今的社会运动，包括歌星la d y g a g a领导的白宫维权演说。
联合国很快予以回应。2011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教育系统内由于恐同导致的校园欺凌现象的国际咨询会”，来自25个国家的教育部、民间组织、学术团体以及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参加，并于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达成《里约宣言》，一致反对教育体系内由于对性少数群体的恐惧所导致的欺凌。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此期间发表宣言，称基于性倾向的欺凌是“有悖道德、有违人权、有损公众的健康”，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其公民免遭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暴力和歧视”。
今年3月，潘基文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发言中，进一步评论了lg bt人群（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跨性别者）在人类安全上面临的多重威胁。他强调“我们必须对付暴力，使同性关系去刑事化，禁止歧视，并加强公众教育”。
5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教育部门应对恐同所导致的欺凌问题”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正式发布去年12月巴西召开的国际咨询会的成果，即《教育部门应对恐同所导致的欺凌：好的政策与实践》。
“联合国就这一议题展开如此密集的行动，过去是没有过的。”李红艳说。
反恐同的觉醒
“相对大学，中学的性教育推广难度还很大”
前述3家n g o联合的调查显示，遭遇欺凌后，只有33%的被调查者寻求过外界支持。其中，72%选择向关系好的同龄人寻求支持。
在学校感到压抑的阿来，也曾向广州“同城”社区求援，接受了其青年中心的心理辅导，有时周末就在中心的休息室里过夜。去年9月他成为了“同城”的义工，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同类，不用再掩饰自己。
“同城”和广州的4所大学合作开了性教育的公选课，阿来会去旁听。在那里他可以听到关于性别多元的真正的知识，也可以了解出柜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每次课，教室里都满座，大量外校的人来旁听。”在这样的校园里阿来才觉得安心。
在这里他了解到，从1997年开始，同性恋在中国就已经“去罪化”，修订后的《刑法》将同性恋从流氓罪中删除；2001年同性恋在中国再次“去病理化”，精神类疾病分类手册的第3版正式将“同性恋”删除。家人剥夺同性恋者的自由，送去精神病院的做法虽然还在继续，但阿来、杉杉等都知道这是不对的。
“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理解同性恋，但是对这个群体的了解还很不够。”广州“同城”社区的负责人豆豆说。冰封的好朋友知道他是同性恋之后，曾善意地劝说他去医院做矫正，“这样就不用受那么多苦了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豆豆希望能够在网络舆论的喧嚣之外认清现实，“大学四年不了解同性恋的人还大有人在；而在高中和职校，在网络使用不那么频繁的中小城市和农村，校园恐同的情况还很严重，而n g o等资源的输入又十分困难”。
5月15日，阿来还参加了在中山大学开幕的彩虹周，这是校内的学生社团彩虹小组参与组织的。广场上飘扬着彩虹旗，学生们打出了“异同努力，共建彩虹校园”的口号，其间有电影展映、大学饭堂义卖和义工组织的单车骑行，沿路派发同性恋知识的传单和书籍。
“爱白”和“同城”也曾尝试过在北京和广州的高中推广培训、讲座和沙龙，“但相对大学，中学的性教育推广难度还很大”，爱白负责人江晖说。几年前他们曾尝试让义工学生带活动海报到高中学校里张贴，结果校方发现后，要求查处张贴者。
“在中国，对18岁以下的学生，性教育该不该做都遭到质疑。”北京女同社团“同语”的项目官员karen说。
从那以后“爱白”就转向主要做高中教师的培训。他们和国家计生委下属的青苹果之家合作，培训在中学做性健康教育的老师、师范院校的学生，再通过他们去改善中学的性教育环境。
今年8月，爱白、同城、北京同志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一项高中教师的培训即将在云南展开。从去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办就选了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3所院校做试点，推广性教育公选课，并做教师的培训。
老师的能量
“在高校里做多元性别的讨论和研究，还在夹缝中生存”
庞老师来自广西中部城市的一所高中，在北师大就读时接受了爱白的培训后，她也成为爱白的一名志愿者。2010年，她曾在广西南宁的一所重点高中实习。
相对爱白等发布的报告中提到的校园欺凌，她在中学里看到的更多是“腐女”和“搞基”文化的流行。
“学生觉得这个时髦，不跟风就觉得自己落伍、不合群，有些就强迫自己去模仿，并以此为荣。”庞老师认为这主要是受日韩文化的影响，在百度贴吧里，她看到这些学生十分活跃。
实习结束的时候，曾有个男生过来找她，说自己好像不喜欢女孩子。庞老师让他别那么轻易下结论，回去再想一想，是不是因为还没有发现喜欢的女生。几天后这个男生答复她说老师说得对。
庞老师的学生里有一对男生是真的同性恋情侣。“他们在微博上发照片，下面留言的大多都是女生，全部都是祝福。学生们对这样的情侣似乎喜闻乐见。”
学校反对早恋，心理课上有关于如何与同学相处的内容，“但是对于情感和如何处理两性关系的问题没有涉及。老师也大多缺乏关于性少数学生的知识”。
“相对封闭的中学，大学则更为自由和开放。”广州“同城”的豆豆说，“一些高校的老师成为连结校内外资源的重要角色，利用公选课、课题申报、讲座等活动搭建多元性别的重要平台。”
5月19日，福建省首届l g bt组织的合作与发展联席会，在一间小小的酒吧包间里进行。教授性别人类学的厦门大学林红老师没能在学校里为活动找到场所。“在高校里做多元性别的讨论和研究，还处于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这似乎是学校不太希望触碰的领域。”林红说。
去年5月，教育部要求全国高校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公共必修课，其中要包含性心理和恋爱心理的内容。林红认为这个部分应该包含性别多元的视角，并由此申报了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但未获批准。此前的2008年和2009年，她还两次尝试将性别平等教育设置为像台湾高校那样的通识课程，并就此向学校和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申报，也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林红利用高校公选课的平台，从2007年开始开设《性别与社会》课程，进行性别平等、多元和谐的普及教育，并请来台湾同性恋研究学者赵彦宁教授、大陆同性恋者妈妈吴幼坚、同性恋亲友会福建片区召集人轩爸妈等到校演讲、对谈。
“不是我对同性恋‘情有独钟’，而是目前在国内敢于公开面对社会、倡导性别平权的大多来自于同运。”林红说。如今该课程人数已扩大到150个名额，“仍有部分想了解多元性别知识的学生报不上名”。来听课的学生告诉林红，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上说的多是些励志教育等陈旧的内容，“他们不爱听”。
厦门大学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是全国20多个同类基地之一，2010年召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当代性别理论发展”的研讨会时，“大会发表的论文有的竟是10年前发表过的，而与当代性别理论相关的论文全部被取消”。林红说，她很努力地试图推动校园内性别平等、多元和谐的教育普及与性别理论研究的发展，在学校里搭建校方、教师、校内外社团、学生之间的对话平台，但目前回应比较多的还只是学生。
同心社的成长
“现在还没有摆脱走钢丝的处境”
民间组织的调查曾问及“现在最该做哪三件事情来消除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结果显示，76%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和倡导来反对；60%认为应该改善国家的政策以至明确禁止；44%认为应该在学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另有43%认为应该在学校成立学生支持小组，专门关注这种欺凌并对遭受欺凌的学生提供支持。
2006年，中山大学曾经注册了第一个同性恋学术研究社团———彩虹社，媒体以“中国大陆首个同性恋学生社团”广泛报道，结果导致第二年社团遭受压力而停止活动。
而就在2006年的11月，福建师范大学的l g b t公益社团“同心社”紧跟着成立。发起人章凌轩认为，中大彩虹社之后出现了福建师大同心社、复旦的知和社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爱知社，彩虹社探索出来的面对公众、媒体和学校的经验教训都极为宝贵，“几年来学生l g b t社团在艰难的环境中成长，很多现在还没有摆脱走钢丝的处境”。
章凌轩向校团委申报注册同心社时，“策划书一个月改动了11次，不断地试探底线，后来发现只要有‘同性恋’三个字就通不过，于是全部改成‘lg bt’。”
当时福建省卫生厅疾控中心正在各个高校推广艾滋病干预的项目，“但没有一个学校愿意接手”，章凌轩带着策划书去见疾控中心干预科的主任，取得了他们对成立同心社的支持。
同心社成立后第一年做艾滋病干预项目，2007年就转型做同性恋社区的倡导和服务，2008年开始更面向全校师生甚至校外做每年10场的“直同交流会”，请同性恋父母、同性恋学生和同妻来现场交流。
福建师大从去年开始也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但教育部没有教材标准，教学的老师也都是心理学和生物工程专业的老师，没有性别研究方面的老师”。章凌轩说。
有些老师使用的教材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对同性恋等的引述还等同于性变态等疾病的范畴”，章凌轩等联系了这些老师表达不满，“老师也只是采取回避的态度”。
章凌轩等同心社骨干成员毕业后离校，但是并未离开同心社，他们以“海西同心社”的名义继续推动校内、校外的多元性别的活动。
章凌轩自己亦有过校园欺凌的痛苦记忆，高中时曾因性倾向被同年级男生暴打，随后又被学校开除。他下决心发起同心社，是因为进入福建师大后听闻其他院系的学长也因为公开性倾向而被校方开除。如今，学校的同性恋社区7个q群加满了有2000多人，但同心社除了章凌轩，到去年都一直没有同性恋学生加入。他要面对的痛苦，除了来自异性恋的习惯性压力，还有来自同性恋社区内部的排斥。
“有很多躲在暗处泼冷水的同性恋者，认为我们的活动引起外界注意，反而影响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或者他们自己就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不该到大街上去说。”
去年6月福建省的同志骄傲节，同心社组织了50多人的骑行活动。这次活动吸引了7个大一、大二的同性恋学生加入社团；今年的活动后又发展到30多个同性恋学生加入。
学生社团的涌现
“我们想建立自己的组织，该如何运作？”
同心社的转机同样发生在中山大学的彩虹小组身上。广州“同城”社区发现，近一两年大学里的同性恋社团或支持小组开始纷纷建立，他们经常接到学生们的电话或邮件询问，“我们想建立自己的组织，该如何运作”？于是“同城”在去年10月启动了一个“光合作用———中国校园lg bt青年领导力培育计划”，希望能培养一批青年领袖在校园里开展同性恋权益相关的工作。
第一期来自全国各地的20名学员，经过为期半年的培训，有12位已经在广州、深圳、武汉、南昌、福州、西安等6个城市发起了9个关于校园、青少年同性恋的行动和团体。中山大学大三女生tina既是“同城”义工、性教育公选课的助教，也是领导力计划的学员、彩虹社酝酿复社的关键人物。
“同城”和香港、台湾来的青年培训师一同给学员们授课，t ina在这里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公民社会”，同性恋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未来不只是为同性恋社群做工作，还可以为其他社群的权益做很多的事情”。
她开始真正考虑社团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的可能性。走出的第一步，就是于今年5月在学校恢复彩虹小组。彩虹小组挂靠在中文系性别教育论坛的下面，彩虹周的活动成为第一次实践。“我们未来会再寻求注册，目标就是要让lg bt群体在校园里发声，创造一个更好的校园生存环境。”tina说。
在福建，厦门大学学生申报社团“彩虹社”时借用了福建师大同心社的经验，今年2月在漳州校区团委通过了注册审批后，上到校本部时被否决了。“他们准备换一个方案，以艾滋病干预的名义再次申报。”林红说。
与此同时，爱白、北京同志中心和北京同语联合发起的另一个青年领导力培训计划也正在进行中。“福州、南昌、成都等地的大学都已经出现了注册的同性恋学生社团，西安、重庆等地也都有了学生支持小组的网络，5年之内，我们希望可以推动更多官方认可的这类社团出现。”豆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