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想象”的勇气和能力
魏伟博士的《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10月），其实我期待已久。以我对作者学术品格的了解，我相信，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同性恋研究这个学术领域，想要关注同性恋群体在中国的真实状况，那他的研究最可能是那种有效的推力与中介。
说起来，作者的相关研究，近几年已有一些成果陆续发表在国内几家重要的刊物上，在学术圈有不小的影响。这期间，我从他的论文中，读到过他对国内外“都市社会运动”研究的梳理、阐释，也了解到他在田野调查中对“城市性”、“空间理论”等的出色运用，可是作为他研究的核心主题的“同性恋”，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我的视野。
人大多有一种倾向，在社会万象中，会有意无意地将某些与自己观念相左的、或己所不欲的人和事，屏蔽于视野之外，只当它不存在或与己无关。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住在上海人民广场边上，听人说斜对面不远处的三角小公园，已经成了个同性恋角。又听说，今天我居住的地方，弄堂口那栋被用作法国商社的小洋楼，其前身是一家同性恋酒吧。然而，自以为对各种城市空间和社会现象不乏好奇心的我，即使在成了个社会学者之后，一直也没有将这些场所、这个群体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纳入自己的视域。是的，我们都知道，同性恋人群历来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在今天的大都市中，同性恋者及其群体就活跃在我们身边和各种场所。但是，我们为了什么要去了解他/她们？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他/她们？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或事都会成为社会学认知对象的，即使其重要性无可置疑。这毫不奇怪——号称旨在帮助人类认识社会的社会学，除了有种种天然的局限，还存在有各种各样的屏蔽装置，有些被设定在学术体制之中，还有些源自于我们自身的认知倾向。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将“结构”、“制度”等等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我们知道那可能会导致分析的物化和责任规避。而当我们以“人”及其“行为”为对象的时候，我们也习惯于在远离自己生活世界的地方、寻找一些外在于自身群体/社区的“他者”来作为我们观察、分析的对象。即使是在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我们也可能将对象视作为与自己有着某种边界之隔或身份差异的“他者”——“异常者”、“受压迫/被剥夺者”、“弱者”、“权力支配者”等等。显然，社会学者多少都有某种逃避倾向：我们不太情愿将自身确定为自己的认知对象。也所以，虽然“行为”历来被认为是社会学最重要的对象，但那些可能将研究者自身涵盖其中的有关“人”的研究（human sociology），却一直处于社会学的边缘地带。即是在各种“行为”研究中，限定对象及层次的“有限的剖析”处处可见，而关系到行为背后人类普遍的、基本的欲望及需要——就如魏伟的这项研究所涉及的“性”那样，则一直被视为另类议题或小众议题。此外如“角色”、“身份”等，无论是作为现代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还是作为后现代社会学的时髦议题，它们大多时候其实也飘忽于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作为认知对象的“他们”之间。
研究者们想要逃避什么？以己度人，我想，以自身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首先需要具备不同于研究他人的特殊的能力，包括问题想象力和反观自身的能力。而最令人疑惧的，则是对自我的颠覆——对自己观念意识、欲望/需要、地位/角色、身份及行为等等的审视，不能不让人产生种种不安。在我看来，许多研究者所以回避性研究、性别研究，一些女学者（包括本人在内）且有意无意地回避女性主义研究，多少与此有关吧，虽然我们受惠于这些领域的成果已经很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以申张权利为宗旨、以特殊的解构力而引人注目的种族/民族研究、性别研究、青年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以及性研究等的兴起，“身份”、“性别”、“性”等等，无论是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
对象，还是作为方法论，都已迅速普及、渗透于各个研究领域。
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有关“学者逃避”问题的实质。以同性恋研究为例，其实对许多研究者来说，这是个不难将对象界定为“他者”的议题，在一些人眼中甚至也不难将其归入“异常”一类。这些本不会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障碍，就如同社会学者对族群性或越轨行为的研究那样。那么，到底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去关注和了解“同性恋”这样一个我们其实并不怀疑（起码我自己一直这么认为）其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
在魏伟的这项研究中，我上述这些疑惑，并不是他要正面回答的问题。尽管如此，在这本书稿中，我却似乎找到了答案所在：与其它“性”、“性别”研究一样，同性恋研究，其实是有关人类自身的研究！同性恋者及同性恋群体所感受、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在都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且都在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除了有关性的欲望、需要、行为以及规范等人所共同面对的议题之外，“同性恋”正是人类社会集体建构的产物，且是相对于“异性恋”、在与“异性恋”的复杂关系中被建构而成的。就此而论，没有谁是局外人。而且，当同性恋者获得、或被赋予一种特殊身份的时候，非同性恋者也将接受或被赋予“异性恋者”的身份，不管他（她）是否情愿。魏伟的这项研究，足以让读者们理解这一点。同时，这项以“批判的人道主义”为追求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同性恋群体在人类历史和当今现实中，是如何在异性恋的霸权地位之下，受到种种压制的。对这种霸权的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是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并反思的。
另一方面，透过对同性恋群体（本研究中为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会状况、生活方式、行动逻辑，以及他们与社会、与城市权力支配系统的互动等等，作者向我们讲述了，当面对一个被认为“不正常”的人群、一种被认为“不正当”的行为时，自认为正常的强势社会群体、或掌握着控制/管理权的政府部门，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和种种制度，以矫正、规训、取缔、遮蔽等种种方式对其施行排斥的。而被污名、被压制者又是如何为自己的所欲及尊严而行动、而抗争的，他们所面对的困境又是些什么。我以为，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发现和揭示，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意义上的同性恋研究。它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关于人类社会是如何通过观念、符号、规范、婚姻家庭制度、国家权力、乃至现代城市的空间管理技巧等等，来对一部分人的生理属性、生活需要、行为权利等等实施否定和剥夺的。这个人群在这项研究中可能是同性恋者，在另一些情景下，完全可能是另一些人群。
讲到这儿，我想我大致可以这么解释有关学者逃避的问题了：对涉及到人自身欲望/需要及行为的议题、特别是对那些被污名/被遮蔽的群体的研究，许多学者所以会有规避的倾向，其实正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会让我们从中照见我们自身——或者作为居于霸权地位的压迫者的可憎一面，或者作为同样居于被压制地位却不自知的、可怜而犬儒的一面，甚或二者兼而有之。
对这样的学术领域，自我屏蔽当然是规避的便宜方式，却无益。我所以寄望于魏伟的这项研究，内心所期待的，是它能够有力地开拓我们的视野、并修正我们的观念。
关于这部书稿的研究风格和学术成就，我想读者诸君自有欣赏和评价的兴趣及能力。我对国内外性别研究、性研究以及同性恋研究的有限了解，远不足于让我有勇气在这儿点评水准或提炼意义。不过我并不想掩饰，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我曾获得诸多的惊喜。
首先要感谢作者的，是他在这项研究成果中，出色地为我们演示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角色。身居对象群体与一般社会/学术界之间，社会学者在自觉于个人价值立场的同时，需要秉持社会学者的志趣和伦理，全面、客观而深入地向读者描述并解释他的研究发现。按说这应是社会学者的本份和基本功，但我深知，这很难，它其实是一项非常高的要求。而我不无惊讶地发现，在魏伟的这项研究中，圈内人－圈外人的边界、以及立场超越等等似乎并没有构成特别的障碍。我是想说，这次的阅读体验改变了我先前对这个研究领域曾有的某些刻板印象。这本著作还让我知道，同性恋研究可以是超越狭义意义上的族群权利申张的、关涉到人类每个个体和社会整体的重要议题；而看似平和的学术性描述及诠释，也完全可以充满思想震撼力。
事实上，当收到魏伟这篇文稿的时候，我自己正在为一些不得要领的社会学之思而苦恼。在这种时候，阅读这篇书稿，不夸张地说，让我有惊艳的感觉。
社会学的诸问题，如植根于认识论或方法论之中的各种二元结构（像行为－结构、文化－制度、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等等）、以及存在于各种观念和理论范式中的三元纠葛（如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社会－市场－国家关系、整体－社群－个体、行为－关系/交往－结构、个人－家庭/社群/社会－国家等等），还有如对认知对象的断片切割，以及概念化、类型化所带来的属性设定等，往往让一些深入田野的实证研究者困惑不已。此外，中国学者在对东西方各种外国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中，如何致力于反思甚至提炼，亦常常让人进退失据。对照来看，魏伟这项研究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像这本书的结构本身所展示的那样，在于它能够将欲望、行为、规范、身份、制度、表达、行动、交往、族群、社区、空间、组织以及国家等自然而流畅地揉合在一起，原本各有所属的种种理论范式被作者有机地纳入到了整体的研究框架中。对此，魏伟曾自谦地解释说，美国的同性恋研究已经有很多参照样本了。他在书中也确实为我们介绍了诸如倡导跨界综合研究的酷儿理论（queer）等的新图景。可是在今天，我们知道，以美国（以及其他各国）的研究成就为参照，来观察、描述中国的现实，并揭示背后的逻辑，这后者的工作是远比前者（了解国外理论）更为艰辛的学术实践——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正是年轻一代学者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本书的各章主题，并非以既有的学术概念及范式（诸如“性别研究”、“社会运动”、“社会－国家关系”、“社区研究”、“城市空间研究”与“性/性别研究”等等）为问题的出发点，而是作者直接从对象群体的属性特征或重要行动中捕捉、提炼而来。而在对各章主题的讨论中，中外学者的既有研究，既是他立论的参照，更是他商榷讨论的对象。
通常，当社会学者面对纷繁的新理论而感到难以触及对象本质时，“回归原理论”被认为是寻求突破的可能途径。而魏伟的这项研究让我意识到，“对对象本身的还原”同样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方式——对象自身所具有的整体有机性，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对碎片化理论的依赖。
此外，我还特别注意到，在对各种后现代理论的运用中（同性恋研究与各种后现代理论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特别是对身份政治理论的运用中，作者始终没有将中国的问题简单地处理成一个后现代社会的问题。同性恋在中国如何从不正常的“性倾向”、“性行为”演化为一种公开的“身份”，这是隐含于这项研究的主线，但其他的社会维度——如“阶层/阶级”维度——始终是作者洞察问题的重要视角；作者的研究还让我们了解到，“颠覆”并不是同性恋群体必然的社会性格，恰恰相反，大部分同性恋者认同且向往传统的、以相互忠诚和稳定为特征的性规范以及同居/家庭模式；与一些性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所不同，这项有关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学研究还明确地告诉我们，成都（及其中国）的同性恋群体，真真实实地形成于、生活于中国这一个不无特殊的转型社会之中，他们的境遇以及他们的行动逻辑，莫不与这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相关联。“中国”在这项研究中，不仅是行为者的背景或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它构成了一种方法，这令人欣慰。
魏伟的这本著作，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它充满了初涉新领域者的锐意。就我所知，作者回国后的这几年中，在学术上逾趋成熟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种种研究/发表条件的限制。在坚持与调整之间，他一直在作着可能的努力。性别研究、性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依然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可是，学术的进步，往往是边缘性研究所推动的结果，而很少会是主流派学术能够引导而成的。魏伟的这项研究让我对此深信不疑。
在书稿的最后部分，作者这样说道：
“在进行这个研究的整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感受莫过于同志关爱小组成员超乎寻常地进行“想象”的勇气和能力。因为他们敢于去想象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同志和其他人一样自由平等地生活，所以他们才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当代同志人群的声音，他们才能够和政府媒体积极沟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也才能够发展出一个立足社区，为社区人群赋权的建设性的社会运动。只要保有这份“想象”，小曾，michael和其他的许多同志将会越来越接近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同志公民在这个日趋民主和现代的国度里获得完全的接纳。”
我相信，通过这部著作，作者的这种感受将会传递给广大的读者，并影响这个社会。
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书城》，2012年8月号，36-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