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谛：在中国为同志们工作的洋帅哥
stephen，美国人，现任北京同志中心的负责人。在众人的眼里，这位美国青年给中国的同志事业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新的思路，但在他看来，不管外国人给中国同志事业带来怎样新的想法，中国同志事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去发展和抉择。
采访stephen的时间安排在某个工作日的早上九点，他定的时间，上午接受采访，下午有一个会要开，这是他生活的常态。他说他没有时间和男朋友散步，也没有时间和同事吃饭聚餐。早上九点，我准时站在中心门口。刚敲门，门那边就传来：“嗨，小径！”声音清脆响亮，中文标准。
采访在靠近窗户的地方开始，他还没吃早饭，端着一杯咖啡和两个卡通造型的馒头坐在我面前。迎着阳光，他的眼睛闪烁着光彩，像是会笑，头发有段时间没剪了，蓬松又慵懒。他气色不大好，整个人似乎有点憔悴。他的背后便是同志中心。中心面积不大，却很专业：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tip，五颜六色，字体各异；墙边是书架，摆满了与同志有关的书籍；大门边还设置了一个接待处。中心收拾得很整洁，阳光透过落地窗直泻而入，整间屋子都显得亮堂的很。
我一共交往了好像12个女朋友
stephen出生于美国加州，六岁时搬到俄亥俄州，十六岁时又搬到弗吉尼亚州，但大部分的时间里，他还是生活在俄亥俄州。stephen拥有一个天主教家庭，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哥哥从父入伍，是一名海军。妹妹比他小六岁。
stephen早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对自己的性取向有了一些感觉，虽然那时候没有明确的观念与意识，但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可能有些与众不同。“那时，我会对男性朋友产生一些好感，那个时候我大概十二三岁”，当时的他，会和同样年纪的男生一同看av，“其实那个时候，我更多地不是看av，而是看我的朋友是怎么样的。”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stephen开始感觉自己对男生有天生的好奇与好感。
从小学到高中，stephen始终都有女朋友，中途换过很多次。“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压力比较大，大家都在谈女朋友，于是自己也去谈了。所以我当时可能一共交往了12个女朋友（哈哈哈）”，谈到此处时，stephen大笑，笑中还有不少青春的羞涩。stephen从小学到高中一共谈了12个女朋友，但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之前的都不是那么serious，只是到了高中，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谈了一个比较serious的。这位姑娘是他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可以谈私事，他说这姑娘是他的知音，他真的很爱她，因为她和别的女生很不一样。
stephen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俄亥俄州度过的。那时的俄州还是个相对较小，文化较为落后和封闭的地方，不是很多元，无论是从性向，还是从种族或者是经济方面都不那么开放。所以在stephen的眼里，这些外界环境的不足，导致了在他成长的周围，任何与众不同的群体都会感觉到压抑。在他的童年里，周围的人们包括自己都把同性恋看作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那时当地的教堂和居民间有很多合作，牧师和其他神学者常以宗教思想去批判或者否定同性恋的存在。这给童年的他增加了很多心灵上的压力。“教堂的人就明确地说不允许，但其实他们那边的看法是，不是说同性恋是对还是错的，而是说同性恋者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也不可以有任何的relationship。”
我们是天主教家庭，所以出柜的事儿是个很纠结的事儿
stephen很主动地和我聊到他出柜的事儿，“我们是天主教家庭，所以出柜的事儿是个很纠结的事儿！”。
stephen认识到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从十二三岁意识到自己那些不同寻常的感觉到十七八岁期间，他和大多数同性恋孩童一样，经历了对于性与自我的懵懂、认知、纠结和理解。“因为我当时是有女朋友的嘛，我真的很喜欢她，我们之间也有过一些关系（哈哈哈），但是我在那个时候，真的感觉会比较纠结”。在说这段话时，stephen显露出他中文的弱点，话语脱节，连接词混用，还有因为词汇量不够而导致单个词汇不断重复出现，比如“纠结”。我们边聊边笑。他的笑纹间掺夹着害羞的表情，表情后，有一个真实的童年里的stephen，站在性向和喜爱的女生间，心里不断流露出朦朦胧胧的少年的害羞、纠结和苦恼。
认识自我的过程本就是痛苦的，更何况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逐渐地认识到自己的性向与众不同。
stephen在自己十五六岁时，告诉自己的哥哥，自己可能是个双性恋，哥哥的第一反应是：“我还是很爱你，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应该略微去改变。”后来哥哥将这事告诉了父亲。stephen开玩笑跟我说：“我的出柜过程是一个被动出柜的过程。”当父亲从哥哥那儿得知自己可能是双性恋后，经常有意拿stephen逗趣，例如若无其事地向stephen询问：“angela（stephen的女朋友）最近怎么样啦？”一次stephen生气了，愤怒地说：“我不要，因为我没兴趣！”母亲在一旁开玩笑：“是对angela没兴趣，还是对女的没兴趣？”起初，父母对stephen的性向问题一直保持这样逗趣并且不严肃的态度，但自从stephen将自己的男友带回家的那次起，他们的态度才开始变得强硬。“他们反对我和男友交往。他们会请我们俩吃饭，吃饭时对我说：‘同性恋是《圣经》不允许的，你会因此患上艾滋病，同志生活非常混乱……’”。除此之外，父母还曾把stephen送到一个心理医生那儿，试图“医治”好他性取向。医生是教堂推荐的，同样也是天主教徒。那年stephen十八岁，在读高中的最后一年，那时他每周都会和医生见一次面，谈论这些问题。
在stephen看来，这名医生做出了许多奇怪的判断。比如说stephen小的时候，父亲经常不在身边，缺少父爱，这导致了他有依恋同性的倾向；还说stephen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和自己的男性朋友一起看av，这是被动的，是别人对他的性骚扰，从而导致他的性向产生改变。对于这样的判断，十年后的今天，stephen说：“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很滑稽，不可能是他说的那样。”他还跟我开起玩笑说，实际上他很欢迎这个（和别人一起看av）。
父母求医失败，但stephen自己也很懵懂，他也无法解答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刚刚迈入青年的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高中毕业后，stephen进入了当地的一所大学学习，大学生活刚开始的一两年间，他和家人没有就这个问题再做过任何讨论。直到二十岁，当他的姑姑决定和自己同性恋人结婚时，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stephen有一个同性恋的姑姑，她不仅出柜，而且还和她的同性恋人在麻省同居近28年。stephen从小就认识这个所谓的aunt susan（他姑姑的同性恋人），虽然她不是stephen亲aunt，但他一直称她aunt susan。早在十五岁时， stephen问父母，为什么aunt susan和aunt只有一张床？母亲立即说，波士顿（物价）很贵，他们在省钱。“其实父母心里一直明白，她们是女同性恋，只是父母不能面对这个问题”，他认为，不断地逃避是天主教的一个特点。之后，姑姑向家人宣布将举行与自己同性恋人的婚礼，同性恋的问题又一次的进入stephen一家的生活中。一次，stephen放假回家，看见母亲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同性恋亲友会的手册，“他们好像开始对同性恋做一些了解和研究”。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stephen大三的时候，父亲向他正式地表示歉意：“抱歉，那个时候，我挺担心你的。现在我还是很怕这个圈子，很乱，所以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gay吧？”我不大明白他父亲的意思。stephen解释道，其实父亲是在担心他，觉得他如果一个人去，甚至和朋友去都会很有危险。所以父亲希望陪自己的儿子一起去，好保护他。
stephen说到此处，放慢了语速，音量也降低了。他很欣慰自己父亲能有这样的转变，从父亲说同性恋会感染艾滋病，而且不道德，直到他说愿意带自己一起去gay吧，stephen说，这是很幸福的事。他感叹，教育和知识的提供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如今，stephen的父母已经认识了他现任男友的父母，在他看来，同性恋人双方的父母能面地面地坐下来，这真的很难得。
交男友给我一种归属感
stephen是个乐观的人，在整个谈及他出柜的谈话里，总是笑声不断。我有意问他，你觉得这个过程痛苦吗，难过吗？他很坦诚，说难过。其实自从十八岁家人知道他的性取向不同时，口头上的争斗就在他和家人之间不断发生，最让人难过的是，通常这些都不是由“同性恋”引起的，往往都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可家人偏偏又把同性恋的问题扯进来。性向的不同成为了家人在日常口角中制衡自己的借口，这对一个心灵原本就有创伤的人来说，无非会使他更加难受，更加感到孤独。
“这很让人难过，但是后来我上了大学，就离开了家，所以有段时间，我完全没有谈这个，大家都在回避”。
stephen在大学时有过一个男朋友，也因此发生过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刚上大学不久的stephen有了自己的男友，“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有男朋友的事还没有过两个星期，就让当地的牧师知道了。我都没有去过当地的教堂，所以根本不知道牧师是谁。”后来，牧师给stephen打电话，“我听闻你有男朋友了？你需要来教堂接受我的教诲啊！”，“我就告诉他：‘交男友给我一种归属感，可以谈心事，挺好的’。”牧师却说，“吸毒的人也会有归属感”。 stephen无法接受一个与他素未谋面的牧师会向他打这样的比喻，他难以理解。他说，在那一年，他过得很难，因为他真的需要一种归属。
当stephen说道这些曾经让自己难过的经历时，一直乐呵呵的他，也显得略微忧伤，但更多的是无奈。“过得如此难受，而你又是一个天主教徒，有试图改变过自己吗？”我问他。他的眼睛逆着阳光，眼神忽闪，让人仿佛瞥见了他的过去。“有的，其实有段时间我想改变自己，就是在我十八岁跟心理医生还有当地的牧师交流时，我很想改变自己”。stephen尝试改变过自己，但是失败了，他清楚自己的性取向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需要一个承认他的人或者群体，这个人或群体能够给他带来存在感和对自我的认同，并能够抵挡环境给他施加的压力。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陪伴着他。
工作非常认真，常常累到“面瘫”
stephen成为同志中心负责人的过程，简单的让我有点吃惊。他说他并没有要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他没有计划，只是随波逐流。
stephen在大学里主修东亚文化，在那里他学会了中文。2009年，stephen毕业后来到中国。先是在一家美国ngo的中国支部从事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后来中国同志活动家范坡坡邀请他参加同志中心的英语角活动，教中国同志英文。快要离开中国时，中心的负责人打电话给他，希望他留下来负责同志中心。就这样，stephen便留了下来。
起先，他对于中心的工作并不是很担心，但是越干越发现，中心的工作量很大，而且周围的中国同事都认为他能够给中心带来新的思路和新的发展，面对巨大的工作量和别人的期待，stephen倍感压力。
同志中心目前已有全职工作人员三名，核心志愿者若干以及其他普通志愿者。在stephen刚刚加入中心的时候，全职工作人员包括他有两名、兼职一名，中心活动规模很小，活动力微弱。在stephen负责同志中心工作以来，中心的资金支持有了可靠的来源，全职工作人员数量增加，志愿者团队不断扩充。同志中心的工作也从室内走向了室外，他认为中心的活动应当更多地向户外发展，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同性恋群体认识到中国lgbt事业的发展和lgbt人群的生活状况，从而消除大家的歧视。
翻看同志中心的网页，可以发现中心的活动非常丰富，除了日常的读书会、电影放映会等等，中心还经常邀请一些学术专家或者外国同志运动家前来讲课。负责这样一个活动丰富，运行正常的同志机构，stephen的所肩负的担子自然不轻。
“我遇到的困难是，时间不够用，工作做不完，因为全职的太少了。我真的希望每天都能有三十多个小时，其中十七八个小时用来工作，另外十多个小时用来休息”。
stephen目前和自己的英国男友chris住在北京东直门，离单位不远。男友原先在北京教英文，现在改行做it。stephen的收入来自同志中心，中心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外界资助，这是中国大部分同性恋公益机构的特征。stephen并不觉得在北京的生活艰难，只是抱怨自己平时太忙。他平常没有时间泡吧，也没有时间和男友一同出去游玩，他生活的基本组成只有工作、吃饭、做爱和睡觉。
一位同志中心的核心志愿者这样对我说：由于中心缺人，stephen一直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经常为了资金支持等事务跑东跑西的，平日里下班后他还无偿加班，有时周六周日也照来不误。他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工作非常认真，经常会忙到“面瘫”。有时你给他讲个笑话，他的反应可能只是嘴角一翘，像是假笑，但是你又能看见他眼里面的的确确有笑意，那就是因为他太累了，连做个表情都会消耗体力。所以如果你平常发现他不笑了，就证明他已经很累了。
有人评价他说，他不像是美国人，没有美国人的奔放不羁，他更像一个中国人，谦虚和蔼，非常平易近人。对此，他欣然接受。stephen个性很静，平时喜欢看书，喜欢思考问题，他认为这是他的个性，与他是哪国人没有关系。但他又承认在他工作的时候，中国同事都有点怕我，因为他总是很严肃，一点都不和蔼。而且他平常都很少跟同事们出去玩，因为大部时间都会被用来工作。
当谈到“其实做事的时候严肃一点是正常的”的时候。他摇摇头，立即接上：“不不不，还是应该快乐一些，要在严肃与快乐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如果满分十分，我给自己打七分
采访到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我问stephen，对于这几年间你在中心的工作，如果满分十分，你给自己打几分？他先是笑笑，“我九月份才走，应该到那个时候再评”，接着又认真了起来，一边思考一边轻声自语，“但如果现在就要打分的话，我打七分吧（哈哈）”。
“怎么会只有七分，另外三分扣哪儿了”，我笑着问，故意逗他。
“啊，其实我还有很多工作都没来得及做，还有很多想法都没有实现。所以我现在正在不断将自己的团队培养起来，寻找新的接班人，能够担负起这些工作。当然也希望点杂志能够为我推荐一些可以胜任的人，哈哈”
“那现在接班人找到了吗？”我穷追不舍。
stephen有点害羞，脸红了起来。“uhm，其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不可能有一个完全适合的这份工作的人，只有在他担任了这个职位，不断地努力和历练之后，才可以说胜任这份工作。我相信我的同事们。”stephen对自己的团队和同事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他承认在和中国同事共事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比如做事风格不同，但是他不断地强调，中国同事们都很努力地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让他对自己的同事说一句话，他想了想说：“你们都很用功，很努力，与之前相比，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尽管这些年为同志中心付出了许多，但stephen对自己的工作仍抱遗憾。他希望中心的活动能更多地走到户外，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他更希望中心所关注的对象能够更加多元，比如更多地关注跨性别者、双性恋、同妻等等。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志愿者能够参加进来。他知道这些是他在临走的数月里难以完成的，他心怀遗憾，但依旧乐观地保持微笑。
截稿前，我给他的报道写下最后一句：其实在这个外国青年眼中，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并非了不起，而仅仅是应该并且值得的。
本文由《点》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