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自由与爱
1755年，当时欧洲第四大城市里斯本发生了特大地震，伤亡惨重。对此，法国思
想家卢梭认为，房屋的建造和城市的扩大使逃难变得不易，因而这场地震印证了他
一贯的看法，即物质和文明的进步非但未能造福社会，反而使人类走下坡路。
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地震后，媒体持续披露了地震孤儿等待领养的消息，但
民政部门公布的五百多个残疾孤儿中，只有一人得到了领养，於是网络上有人哀叹
现代中国在经济腾飞时，人心却趋於冷漠。倘若卢梭穿越时光隧道，来到今日的中
国，想必会感怀依旧。
但我不急忙批评国人缺乏爱心，而是倾向于认为中国目前物质条件的依旧落后
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制约著爱心的光扬。卢梭所处的工业化初期的欧洲如此，现
代中国也是如此。
任何文化都有爱护下一代的传统，这不仅仅因为孩子们的可爱，更是人类出於
繁衍自身的需求，但在尚未脱离农业经济影响的社会里，盛行的依然是“结构的爱”，
人们养育后代的主要目的在於“养儿防老”，即使领养孩子时也存有这种思量。归
根结底，“结构的爱”还没有超越出围绕著自利的考量。
相对於“结构的爱”，更高层次的则是“自由的爱”，它较少搀杂自私的杂念。
我在美国生活的十几年中，曾经认识一对白人同性伴侣领养了一名患艾滋病的黑人
孩童，此外还几番在媒体读到美国夫妇从中国领养了残疾孤儿。“自由的爱”似乎
更忘我，更令人敬慕。
但我们应该承认，“自由的爱”只有在丰富的物质条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机制下，
才能够得以充分的催发。就抚养残疾孤儿来说，养育者并不指望养儿防老，更多的
是单方面的付出。我们赞美付出者的奉献时，也不能忽视与之配套的社会机制已经
为其提供了足够的保障，比如养老金制度、发达且相对稳定的证券、理财和房地产
市场，使人们养育后代的目的不在於为自己的老年著想。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也为
被领养的下一代提供了保护伞，比如公司的医疗保险涵盖雇员的子女（包括领养的
子女），政府为艾滋病或残疾遗孤提供政策性的持续救助，直到其走完人生旅程。
试想一下，假如没有物质条件的相对丰富和与之配套的社会保障，人们在抚养孤儿
方面是否还会热情依旧？
两个半世纪前，卢梭目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而
国家又缺乏相应的保障体制，因而萌生出物质和文明导致人类堕落的论调，这在当
时历史环境的产物，而生命的短暂使他无从经历后来的欧洲革命以及美国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大萧条后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笔者不
仅笃信“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古训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而且认为人类不断在历史
的进程里修正自己走过的弯路，物质的丰富和社会体制的进步将有助于使“结构的
爱”迈向“自由的爱”。汶川地震后，人们在领养残疾孩童方面的热情不足固然会
招来批评，但经济条件提高后的人心渐暖仍是大势所趋。
（原载于《桃红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