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电影系列：在道德泥沼中挣扎的另类情爱
情感、婚恋是人类永不厌倦的话题，也是电影业最感兴趣的主题。从电影的诞生至今，表现男女情爱的影片多得不胜枚举。而有关情感世界中的另类主题——同性恋，却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而被遮蔽了很久。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才陆续有一些“前卫”的制作者以谨小慎微的姿态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并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对之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和具有相当深度的挖掘。几乎每一部这样的影片都立刻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到了人权和自由意识高涨的今天，与同性恋从隐秘走向半公开的历程相伴随，表现同性恋的影片也已成为某种势头强劲的“类型电影”。从《费城故事》（philadelphia）到《夜幕低垂》（when night is falling），从《心太羁》（wilde）到《伦敦故事》（maurice），这些影片向主流社会展现了一个同性恋的立体世界——尊严与无奈，爱与不舍，挣扎与困惑，尤其是主人公们在道德与人性边缘苦苦挣扎的生存境遇，对观者的观念和情感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费城故事》是好莱坞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一部引起轰动的影片，他在片中饰演一位大律师，因同性恋感染爱滋病而被解雇。他为了捍卫个人正当权益不惜将一场官司打到底，直至死前也没有放弃努力。虽然对同性恋情本身的探讨不是这部片子的重点，它要讨论或者说它要表现的，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至高无上。但是影片告诉人们，这种自由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仅是工作的权利，而且有“性偏好”的权利。一个人，不论他是不是同性恋，是不是有爱滋病，他都不应该被歧视。影片的结尾处，律师终于获得了成功——虽然赢得这场官司对他的生命已经并无太大的现实意义（他在赢得官司后很快就死去了），但他在被主流社会摈弃时毫不灰心不气馁地为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的精神，却深刻地留在人们心中。与其说是律师赢得了这场官司，毋宁说是自由和权利的信念赢得了这场官司。
同美国的《费城故事》相比，一向痛恨同性恋的英国出品的类似影片就更为引人注目。在《心太羁》中我们看到了大文豪王尔德浪漫奇特却又不幸的一生；而《伦敦故事》则是细致入微的探讨两个生活在20世纪初的男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这两位属于英国上流社会的男主人公，在最初相爱后，却因社会和个人的原因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目睹某爵士因同性恋而被判刑后终于“痛改前非”，在心理和行为上强迫自己完全回归了主流社会的道德体系；而另一个，却在理智与情感的反复挣扎与折磨中，在历经同性爱人“变心”和社会打击后，仍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最终选择了与后来结识的同性爱人长相厮守，其间的心路历程充满了焦虑、困惑和欲罢不能的尴尬。他在影片中说的一段话颇具令人玩味的感动——那是作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绅士”的他恳求出身穷苦家庭的爱人不要离开他、而他的爱人警告他这样会毁了他的地位和前程时，他说：“地位又能算什么？工作又能算什么？我宁愿失去地位和金钱，哪怕失去一切，只要能拥有你！”情感冲动超越了一切道德伦理和所谓的人世常情，拥有至爱便是拥有了全世界，不论这个“至爱”社会是否认同——个人自由意志在不经意间又占了道德的上风。
同样的同性恋主题，在《夜幕低垂》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别致。这不仅是指它画面优美精致，更主要的是它把斗争的焦点极端化——一位即将结婚和准备终生献给上帝的神学院女教师ｃamille，却在偶然的一次遭遇中跌入了一个陌生女人petra的柔情深渊之中。她不仅要对抗世俗道德，而且还要对抗强大的宗教信仰。抗拒、屈服、再抗拒后的认同，一场完整的搏斗线路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眼前。
基督教文化对同性恋的严厉制裁，一直是以《圣经》上的训诫为依据的，如《旧约》上有言：“如果某人象同女人交合那样地同一个男人交合，他们两人就都是邪恶的，他们应当被处死。”基督教之所以反对同性恋，不仅仅在于认为其制造了道德败坏的气氛，更有因为其不具备生殖后代的功能。而这对整个文明社会的基本秩序和价值观念都是颠覆性 的。在西罗马帝国，同性恋者要被判处火刑；16世纪英国发生过活埋同性恋者的事件；而素以浪漫著称的法国直到18世纪中期还对同性恋者实行残酷刑罚。宗教、道德和社会的规范可以束缚甚至扼杀人的心灵或肉体，但纵然如此，它们仍然无法毁灭这种刻骨铭心的“另类爱情”。《夜幕低垂》中的camille为了与petra无望的相守，不惜以自杀来求得解脱。而她幸运的获救和终于与petra共乘马车而去象是一种同性恋者归宿的暗示，在阴郁色的优美中圆满了心灵。
对于同性恋的成因已有先天与后天的多种说法，但终无定论。人的同性恋情结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隐秘的自恋的体现，也可以说是社会化“失败”的产物。同性恋者除了要经历“正常”爱情的一切期待和不安外，更要经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19世纪以前镇压同性恋的法律中，同性恋并不是被视为刑事犯罪，而一直被当作一种“违反人的天性的罪行”，作为游离于社会道德体系之外的一种叛逆，同性恋注定了要在道德与情感的泥沼中不断挣扎。由此看来古希腊或许是同性恋者们最向往的乐园——它的法律不仅允许同性恋行为，而且同性恋在社会上被视为爱情的最纯洁的形式。
谈到这里不能不提及香港导演王家卫的作品《春光乍泻》。王家卫在影片中运用了大量的黑白与彩色画面的交替，意义不明的象征和平凡含混的日常对话来描述一对流浪在异国他乡的同性恋者的生活。最后的结局是离弃——曾有的亲密最终消失在一阵可疑的风中，有情人终不能长相厮守。怀疑、失望、寂寞和焦虑充斥在影片的各个镜头中，王家卫的愤世嫉俗也在两个男人苦痛的分分和和中淋漓了出来。有人说，影片的内容只是表象，叛逆和拒绝才是王家卫的母题。而我倒觉得，与其说叛逆和拒绝，倒不如说一种冷彻透骨的失落贯穿于影片的精神之中。对于世界无奈的黑暗与混乱，除了叛逆和拒绝，更根本的方式是极端的冷漠。在这里，拒绝成为一种姑且观之的漠然——除了无奈，还有一种“业已如此，你又能怎样”的悲凉自在。
同王家卫的漠然呈现相对应，当代西方正在涌动一股强大的同性恋政治和社会运动，它由过去对同性恋的被动辩护转变为主动出击，从过去的破坏传统转变为建构新秩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酷儿理论（“酷儿”一词来自英文单词queer，原意为对同性恋者的贬称，后被激进理论者借用来概括其理论的精华，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大张旗鼓地指出：超越了性别界限的同性恋不但不应该受到歧视，而且应当成为某种值得重视的新的价值追求。在他们看来，同性恋决不是一种可怜的、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生活方式，它甚至揭示了一种新型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法国思想大师福柯就多次说过同性恋生活方式对于现存文化秩序来说是一种“发明”：通过同性恋的实践去“定义和发展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造就一种文化和伦理”。按照福柯的观点，性活动本来是人们追求快乐的一种活动，而同性恋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种固定的有异常倾向的少数派群体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是话语争夺的结果。酷儿理论正是表达了边缘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挑战。
然而不论今天的酷儿理论多酷，处在挑战者位置上的同性恋在社会现实中始终还是尴尬的、弱势的。他们作为主流社会的异己分子从出现之初就承受着道德的重负——尽管人们知道道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其实也是历经千年而变动不居。既然如此，也许我们可以用更为平和的心态来注目这一次运动。同性恋影片用其特定的视角和语言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在这里，抗拒、争取尊严和自由的斗争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petra在《夜幕低垂》中所说的一句话深刻的体现了同性恋者在道德上的评判：“尊严？！什么是尊严？还有什么比搂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跳舞更有尊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