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圈里的同性恋
在报上读到，有个事先没了解情况就选择留美攻读“女性学”的中国学生，在她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竟然踏进了一个同性恋研究的学术课题。她贸然地向教授和课堂中半数以上的同性恋提问，“怎么有人会选择同性恋？”教授的回答是诘语式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是异性恋者呢？”
同性恋问题作为浮在社会表层的现象，这种异化的恋情存活着但不从容，倔强着却很柔弱。这从摇滚乐与同性恋30多年来的纠缠可见一斑。听众的偏狭和唱片业内的沉默谨慎，混合着社会的顽固与来自家庭的压力，把大牌摇滚明星中的一些人挤进了逼仄的斗室之中。
陷入困境的摇滚明星
没有暗示的话，绝对不会把r.e.m.乐队的主唱michael stipe和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在英国著名摇滚杂志《ｑ》中，就提及了michael stipe 的公众发言，“我是同性恋吗？绝对是，我喜欢与男人和女人的性，它贯穿我的生命。”但这会对乐队产生怎样的影响就非常难以确定。此外，去年三月，英国《太阳报》报道了ocean colour scene的simon fowler作为同性恋者的情况，虽然乐队成员已知道了很多年，并为他忠实地保留着隐私，但舆论为之震动是因为他从未向家庭坦白，并且在7月开始的ocs巡演中将会证明这条消息对他们歌迷群的冲击。
在stipe和flower必须自我振作的同时，他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发生在george michael这位昔日巨星身上的丑闻。1998年4月7日，他因在美国加州beverly hill的will rogers纪念公园的“淫秽行为”而被捕，并责成其从事公益社会活动来进行补偿。george在羞辱、嘲笑和自己可笑的绝望形象中度过了那些日子。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摇滚明星能从中恢复过来。此后，他参加巡回聊天节目，嘲笑自己，让世界来嘲笑，丑闻变成了闹剧。终于他在美国mtv频道的节目中，用非常巧妙的暗示，提及了美国电台对他新单曲“outside”的各种忽略，还有hip hop女明星mary j. blige所属厂牌mca搁置了他们合作的首张唱片。从作恶到装傻到优雅的调皮再到无情的牺牲品,michael象在尼龙布上走滑步，mca拒绝对公众回答，虽然公司觉得出于困窘不便出声，但他们肯定不想因为一个末路明星的“不洁”形象伤及他们冉冉上升的新星。
这简直是灰色而混乱的一团。无论stipe、flower，还是其他对此感兴趣的观察者要想知道，在一个出名的同性恋摇滚明星身上，下一步将发生什么，那必定是困难的。
70年代的先驱者
lou reed的同性恋名声是众所周知的。当他17岁时，reed的父母就送他去治疗同性恋倾向。治疗阻止不了他成为同性恋者。他有众多恋人，男女都有，偶尔，他也曾否认是同性恋者，否认有性幻想，但在1979年，他这样描绘同性恋所带来的痛苦，“如果爱被禁止，那么你就会花费很多时间来抒发仇恨。谁会需要它呢？”
英国著名摇滚乐手tom robinson，作为60年代的同性恋少年，他回忆道，“直到1967年在英国男同性恋行为一直是犯法的。然而当你坠入爱情中，哦，他妈的。我就是其中之一。自尊就消失得了无踪影。”（robinson在少年时曾试图自杀，在同性恋男孩中自杀率高于平均数）
所以60年代的同类人苦恼于流言的折磨。诸如kinks的“be ｍy friend”和velvet underground的“i’m waiting for the man”被认为存在双重暗示，lou reed的“sister ray”则被猜作为reed的性伴侣ray davies而作。直到1972年1月，当david bowie以他革命性的举动，向一家音乐周刊首次公开他的同性恋身份，还在周刊封面上特地打扮来证明。这之后，在他三张了不起的专辑《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出卖世界的男人)》、《hunky dory》和《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 the spiders from mars (ziggy stardust和来自火星的蜘蛛的起落)》中就出现了一些隐隐约约、闪烁其词的歌词。
“对我们而言，那犹如地震。”robinson说，“不管他以后是否会否认我们，他所产生的结果是最重要的。直到那时，所有的流行音乐都是讲男孩遇见女孩，突然，你听到the bewlay brother(《hunky dory》中的一首歌)，并感觉到那是我！我不再感到孤独。”
那以后，每个出色的英国同性恋艺人都受到bowie的影响。holly johnson 13岁时在利物浦看了bowie的巡演。boy george 12岁时，在lewisham观看了演出，robinson更是把bowie称作他未来生活的重要部分。此后的一年里，robinson在所有的场合都佩戴著“同性恋解放战线”徽章，写了他的第一首歌，和他第一个固定男友同出同入。他也由此郑重发誓要把bowie曾经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从自己转交给别人。他履行了誓约，创作了歌曲“glad to be gay(乐意做个同性恋)”
80年代不够诚实的跟随者
70年代社会文化的意外运气提供给同性恋所渴望的机会。失业、女权主义、“摇滚反抗种族主义”和刚萌芽的同性恋权利运动所交织的漩涡，在音乐上为早期摇滚突然间发展成朋克推波助澜。
richard coles在就读wellingborough公共学校时，就意识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从青春期起，我就只对男人有性趣，并充满浪漫的幻想，但得承认那多少有些愚蠢。一对男孩被认为是同性恋，那他们的生活就如同地狱一般。现在想起来，还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烦扰。”
“为了告诉我母亲，我对她唱了‘glad to be gay’”richard coles说，“她说你想告诉我什么呢？好，我会告诉你父亲。从那时起，我心中就再也没有秘密。”那是在1978年他16岁时。他升学之后，尽管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同性恋的压力依然抑郁着他的精神，他用过很多药，也经受了三个月的精神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