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归来的奥斯卡·王尔德
有这样一个人，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以自己在艺术上创造出的辉煌，成为那个时代受到社会垂青的一代骄子，声名显赫。而同样是这个人，又在他那个时代受到强烈抨击，受到法律制裁，被投入监狱，以至他在出狱两年以后忧郁而死，在他曾经用心灵热爱着的人类世界仅仅存活了44年， 无论如何，死于这个年龄，对于人的生命来说，实在是太短暂，留下太多的悲哀。
他就是我们并不陌生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经常被介绍为19世纪杰出艺术家之一的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这个名字的魅力，总会使人们想到一个在艺术上追求唯美主义，而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地把自己的艺术主张体现到极致的男人：
他总是穿着设计最奇特、完美的天鹅绒礼服，用彩线抽出精美花边的丝绸衬衣，系着用金色丝线精心绣织的宽大腰带，与众不同的鲜艳领带，抽着带金头的香烟，手里总拿着一朵象征美的向日葵或者百合花而神情忧郁的男人。
这个男人，也是在那个时代被上流社会斥为大逆不道的同性爱者王尔德。他没有活到20世纪，他死于公元1900年11月，恰恰是19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差一个月就进入20世纪。他似乎故意用自己的生命殒灭给20世纪的人们出了一道难题 看人们会怎样评判他？
确实，王尔德成为了20世纪的人文学者们难解的人文学方程式。人们没法躲避他的艺术成就的灿烂光辉，包括用传统的人文理念高筑起文化壁垒的古老东方，包括古老的中国。说来有意思，在王尔德死后不到20年的1916年，就有人把他的作品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在王尔德死后22年，就有人把他在监狱中袒露心扉写给同性情人的长信《狱中记》译成中文，而译者之一，就是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人领袖之一 张闻天。
或许，这不能说明什么。古老的东方文化玩得最娴熟的把戏就是为尊者讳。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从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王尔德的那篇凄美的著名童话《快乐王子》时，老师郑重其事地把作者解读成了一位阶级斗争的勇士。那时，我们不会知道王尔德因为同性爱行为的暴露遭到上流社会的陷害而曾经入狱，老师没有介绍。我想，如果老师介绍到他曾入狱而又不能详说入狱原因，那会更糟糕，恐怕我们会把王尔德列入诸多革命的先行者或杰出的革命者的队伍加以赞美乃至崇拜。那会使王尔德这道人文学的复杂方程式肢解得乱七八糟。
有人说，20世纪是人类社会的人文精神复兴的大转折时代。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制造出一场血腥的大浩劫，其中就包括对犹太人和同性爱者的大摧残。深受其害的西方痛定思痛，首先从宗教化的政治桎梏下觉醒，迅速将宗教化的“天授人权”迷信从政治中剔除出去，而将人文精神引进到政治中来。现代科学的“大爆炸”更推进了人们对于生命科学的尊重，促进人们把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把对生命权益的维护和保护的思想从传统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人道主义向现代人本主义演进。
似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王尔德殒灭半个世纪的生命越来越显示出他特有的人文主义意义。
历史上不乏为追求自己的事业而献身者。为科学，布鲁诺不放弃地球围着太阳转的真理被活活烧死；为政治的进步，谭嗣同发出“中国为变法而流血者自我始”的呼喊而慷慨赴难；为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献身者更是无计其数。人们为什么对英年早逝的王尔德会投以格外的关注呢？他死得并非慨当以慷，轰轰烈烈，他死得毫不悲壮，甚至连惨烈也够不上。就在巴黎近郊那幢他住了不到两年的木屋里，他发烧、昏迷，在昏昏沉沉中悄然死去了。照耀着他的死亡的，只有一支摇曳的烛光和一双他另一同性密友的含泪的目光。似乎，他连死都追求一种纯净的美，静物的美，不想用剧烈的动态去构造多少有些做作的难以持久的壮美，而要留给人们一种永恒的凄美，就像他自己塑造的那个快乐王子。然而，正是这种凄美给20世纪乃至以后的人们一种逼迫感，因为王尔德生也真实，死也真实，他的一切荣辱成败爱恨生死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出自己赤裸裸的真实。而他的真实恰恰是20世纪的人文精神重新完成的主题――还人的生命以本色！
自70年代西方人文学界始，出现了持续高涨的“王尔德热”。这种“发烧”并非是同性爱者怀念自己的同类，而是根本不存在性取向区别的现代文化界在反省传统人文观念。而且，不只是在西方，也扩大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这是人类文明的大进步――当生物学界、法学界、宗教界等持传统观念的人，还在为同性爱的存在是不是具有生物本能的客观意义在争执不休时，现代文化人却一大步就跨越了争执，掀起了一波全球范围内的“奥斯卡·王尔德热”。这究竟只是肯定王尔德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还是要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神速，证明这种包容多元的生命本能的能力大大增强？
显然是后者。
“王尔德通常被错误地描述为爱与俊美男孩厮混的色情狂。其实，爱挖苦人，是他有自己犀利的深刻思想。其实，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他的慷慨豁达，他的襟怀宽广。”
“对王尔德的新一轮关注是一种感情净化，一个迟到的表示，说明英国当初对他做下的事太过分了，充满愧疚……”
“他的确是个同性爱者，但他的同性爱行为在他的全部生命中只是冰山的一角。也就是说，此人是一位对社会对艺术有过激思想的伟大作家，而他的思想之刃是直指维多利亚时代的封建道德的。”
“他因为走在了时代前头，因此为他的那个时代所不容。现在正被发现。”
“我们应该为一个伟大的生命被残害感到一些不安，应该为王尔德100年前所遭受的羞辱与不公正对待作出微不足道的补偿。”
……
说这些话的人不是关注同性爱或者为同性爱者说话的人，不是那些专门进行“同性爱解放运动”的人，他们是一些外国学界巨子，一些思想杰出的学者和艺术家。同性爱者王尔德和杰出的艺术家王尔德在他们的头脑里不再冲撞个没完，而融合成活生生的生命。他们在审视这个生命的存在价值时，他们的思想已经跨越了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在反省显然已经陈旧的时代。
我们不能不看到跨越的意义。
如果没有破除封建主义“贵族法权”的革命，就不会激发出社会大多数平民阶层由蒸汽机的发明带动的“工业革命”。因为，破除“贵族法权”给予他们以技术革命去争取社会地位的上升，由下流阶层上升为上流阶层的机会。
如果没有现代人文科学对人类生命的解放和尊重，就不会激发出带动了现代科技革命的“电子科学爆炸”。因为，电子科学以锐不可挡之势成为服务于人的思维、感官、想象的“大潮”，电子科学不仅仅只是代替人的体力劳动，而且帮助了人的智能发挥，更帮助了人的思想和感情最广泛最快捷也最富有变化的沟通。
对当代中国说，如果没有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破除；如果没有中共十五大在企改中对所有制障碍的跨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划时代的飞跃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跨越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这样焕发着人类生命的极大创造性。对奥斯卡·王尔德这一个人发生的跨越时代的新审视，并形成“热点”，也就具备了正视和兼容多元生命价值存在的意义。
归来的奥斯卡·王尔德，终于不再是那个丑恶的促狭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