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者的文化之战
中世纪建造天主教堂的工匠不知道自己夹在什么之“中”。而“中世纪”这个词被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们称呼夹在他们所在时代和古典黄金时代的几百年。在他们看来，在古典时代，性爱之美的表达没有沾染负罪感，人性的个性表达在范围上要深远得多。
这些思想家把他们的时代看作是古典文化的再生（这就是“文艺复兴”一词的来源），其中的里程碑之一就是同性恋雕塑家唐纳特罗于１４３０年到１４４０年在佛罗伦萨铸成的约拿单的情人大卫的铜像。这是自古时代以来第一尊大小仿真的男性裸像，那令人赞叹的美给予人的感受超越了宗教故事。
６０年后同样在佛罗伦萨，另一位同性恋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塑造了另一个１８英尺高的裸体大卫。他受命装饰西斯庭大教堂的天顶时，画上了几个肌肉发达的裸体，引起一片争议。后来不时有人大造声势要把这些裸体的生殖器官用东西遮起来。
类似的倾向在１９８９年爆发的“文化大战”中得到了更激进的表达。这场“文化大战”起因于摄影家罗伯特·马普尔索普在华盛顿特区可可兰艺术画廊的展览被突然取消。共有１５０位摄影家参加了这个名为“完美一瞬”的展览，其中只有少数作品在“ｘ画册”栏里展现性爱写真。同年死于爱滋病的马普尔索普被著名（异性恋）评论家阿瑟·丹托和他的同行们称为同时代里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
美国文化界更早的争斗发生在１９３４年，同性恋画家保罗·凯德马斯的作品《战舰归来》被定为淫秽和对美国海军不敬，而被迫从可可兰艺术画廊里摘除。回想起来，凯德马斯的这一幅画真使人们震惊，画中健壮的水手喝醉了酒在纽约街头搂男抱女地豪饮。
◇ 听那爵士
当小里查德·朋立曼高叫“我很美！”时，他的尖利的假声、夸张的服饰、高耸的发型毫无疑问地使他成为两性相融的象征。在五十年代的环境里，他同性恋倾向真是显而易见。
“节奏和蓝调的结合产生了摇滚，”小里查德后来回忆道。当通俗文化出现离经叛道的小里查德之前，分别被誉为“蓝调女皇”和“蓝调之母”的贝西·史密斯和玛·瑞尼，在诸如《蓝调向我证明》等歌中，唱出很具挑逗性的有同性恋情调的歌词，史密斯更说“同性恋行为脏得刺激！”
有很多作曲家是同性恋。在二十世纪，阿兰·科普兰、塞谬尔·巴伯和莱昂纳德·伯恩斯坦创作了十足美国味的优美音乐。史帝文·宋德姆的创作题材从历史、政治到个人情感和幻想无所不包，他用他那精心创作的歌曲带来了音乐剧的革命，他的特点是把并不抒情的歌词配以动人心弦的优美音乐。比宋德姆早十年，柯尔·波特在他的歌词中隐藏机关来讨好他的同性恋观众。他１９３４年在一首摩拜爱人的歌《你在我之上》中写道：“宝贝儿，如果我居下手，你在我之上”，等于直呼呼地唱出“我是零号，你是一号”，但异性恋歌迷实在想不到他在唱同性恋。
另一位伟大的美国作曲家杜克·艾林顿多年来与公开的同性恋者比利·斯朱洪合作合住。尽管艾林顿以花女人著称，他于１９９６年去世的儿子马瑟说，乐队成员们都把艾林顿和斯朱洪当作同性恋伴侣来看。斯朱洪从不掩饰自己的性倾向，他创作了许多经典作品（有些与艾林顿合作），诸如《丰富的生活》，《人生有了目的》，《莲花开》和《踏上火车》。艾林顿死后，人们发现他的祈祷书中夹着斯朱洪半裸地坐在床上的照片。
布鲁斯和摇滚乐等土生土长的美国艺术国粹融合进了嘻皮音乐中，嘻皮士克里丝·威廉森七十年代初在华盛顿特区的广播专栏“莎菲的客厅”上大声称女性可以搞全女性音乐产业。美格·克里斯宾和一些女性紧接着成立了划时代的“奥丽维亚唱片公司”，将威廉森的话变成了现实。威廉森１９７５年的唱片《变变变》一直是奥丽维亚唱片公司畅销唱片之一。
威廉森１９９８年接受《华盛顿先驱报》采访时说：“对女同性恋音乐的需求产生了女同性恋音乐。”女同性恋音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成为了女权运动的文化基础。歌手皓丽·聂尔１９９８年告诉《华盛顿先驱报》：“同性恋的女权运动者们告诉了我们，从男性世界解脱出来的妇女是什么样的。”
英国的滑稽乐队“怪异”１９７０年以《劳拉》一炮打红，歌中瑞·戴维斯唱出与一易装美人遭遇激情的故事。摇滚歌手大卫·鲍儿和罗·李德接下来推出的形象往往具有模糊性别。李德在他的唱片《转化》的封面上以女装出现。步其后尘，易装歌手男孩乔治在文化俱乐部前台大摇大摆地唱：“你是不是想伤害我？”
◇ 走向正面的公众形象
同性恋在电影电视上一直被刻划为被嘲笑的小丑、可怜的悲剧人物，或者就是可怕的恶魔。同性恋者终于反击了。１９７４年，当电视连续剧《马卡斯·威比》有一集讲述一男教师强奸一高中男生时，全国同性恋者捍卫队成功地劝说主要的广告商撤走赞助。
１９９７年，当电视喜剧《艾伦爱说笑》里的书店职员艾伦·摩根在三千六百万观众面前亮相时，饰演爱伦的女演员爱伦·德约内尔同时亮相。这创下一个不小的第一──在全国电视联网上第一次一位同性恋演员扮演一位同性恋主角。之后电视上出现了其他同性恋角色，其中包括《旋转城市》中的迈克·波德曼饰演的政府官员，《威尔和格蕾丝》里甚至出现了两个男同性恋主要角色，但同性恋在电视上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上镜机会。
在银幕上，九十年代后期同性恋形象突然迅速增加。尼尔·乔丹于１９９２年推出的黑马《哭泣游戏》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影片讲述一个爱尔兰共和军的枪手爱上了命丧他手的人质的女友的故事。乔丹的影片审视了爱情在性角色和性倾向的变幻中的永恒性。获奥斯卡提名的简·戴维斯饰演戴儿──一位以女性面目出现的男儿身的易装人。他精湛诱人的表演，完全蒙住了不知情的观众。在艺术影院有限放映之后，该片大范围上演，赚进成百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１９８５年电影明星罗克·哈德逊死于爱滋病时，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为好莱坞性感偶像原来过着双重生活。为了在大众面前树立正常的形象，他与女性恋爱，甚至还结过婚。虽然他一直过着活跃的同性恋生活，但在银幕上只扮演异性恋男主角。而在哈德逊死后的今天，公开的同性恋演员鲁波特·爱维利特在《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中扮演的女主角朱莉亚·罗伯特的同性恋好友受到广泛赞誉。最近，两位才华横溢的演员阿兰·古宁和安吉琳娜·裘丽公开了她们的双性恋身份。
当同性恋形象在银幕上下越来越显眼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注意。纪录片制片人马龙·李格斯１９８９年为公共电视台制作了题为《解开舌头》的片子，讲述黑人男同性恋。这部片子得到好评的同时，也招致了保守人士的攻击。１９９４年，当李格斯死于爱滋病时，同性恋活动家们失去了一个极有口才的声音。
◇ “哇！”
回顾过去，我们很能理解在五十年代保守氛围中的艺术采用了抽象模式。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艺术家们将他们要表达的个人意识隐藏在他们的作品中。同性恋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远离具象主义。节西马·约翰的配件组合和罗伯特·劳琴伯格的《结合》中有同性恋的影子，他们俩是当时的知名艺术家，也是生活中的情人。他们俩还与另一对同性情侣作曲家约韩·克基和舞蹈家美西·库林汉合作，其作品都强调随机性而不是个性表现。
年轻的英国艺术家大卫·郝克涅是第一个在作品中清楚地表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也许是要减低一下自我暴露的危险性，他的作品在感情表达上都持平稳单调的风格。
身为同性恋者的大众艺术之父安迪·沃霍尔将同性恋艺术的不可捉摸性发挥到极致。沃霍尔画汤罐头盒等家常东西，将艺术的界限扩大到平常生活，千家万户。作为是六十年代的解放运动的巨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沃霍尔，以后的很多人物是否能够出现，如沃霍尔常捧场的罗·李德的“地下丝绒”乐队、约翰·沃特斯的“同性恋垃圾”，还有曼普里瑟普等等。沃霍尔对周围的事件、作品、人们的谈论的标准反应就是一个长长的“哇”。以同样的方式，沃霍尔在他的作品种表达的具讽刺性的游离性成为了现代艺术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