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纪──沟通男同性恋社区与卫生部门的方法
据最近的官方估计，以男同性恋者为主的我国同性恋人口介于三
千万到四千万之间，约占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三。随着社会的开放，
会有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走出隐秘，同性恋社区的规模将有增无减。
活跃于社区的同性恋者由于性夥伴的平均数目高于异性恋者，因此成
为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之一。据《健康报》８月２９日报导，北京
目前查明的感染者中，男同性恋者约占三分之一。
艾滋病的治疗目前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能有效地抑制病毒
扩散的“鸡尾酒”疗法由于费用昂贵，我国的感染者普遍难以承担。
艾滋病蔓延导致的巨大财政负担和其它社会问题事必影响到国计民生。
作为感染高危人群之一的男同性恋群体，更应该对他们做好预防和教
育工作。然而，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同性恋社区和政府有关部门之
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为了对症下药，本文将讨论如何应用股票市
场里的经纪方法来沟通同性恋社区和政府有关部门，使两者之间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在有效地开展健康教育的同时，跟踪艾滋病感
染状况，为有关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 同性恋社区和政府部门之间的隔阂
这种隔阂有两方面的成因。一方面，同性恋现象和人群历来在大
陆处于隐秘状态，除了社会对之缺乏了解而导致的不宽容之外，同性
恋行为曾经以流氓罪受到惩罚，虽然１９９７年的刑法改革取消了流
氓罪，但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同性恋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医学界
仍然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的一种。尽管报刊杂志出现了一些客观公
正的零星报导，并发起了有专家参与的讨论，但此类而信息之分散正
说明了社会歧见之严重。
艾滋病最初在美国男同性恋者身上发现，使得媒体曾经一度将同
性恋与艾滋病相提并论，但同性恋不等同于艾滋病，目前中国的高危
感染人群还包括卖血者、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等。将同性恋与艾滋病挂
钩，使很多同性恋者感到蒙受“不白之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对于艾滋病预防教育和研究的抵触。由于同性恋者和艾滋病者目前在
社会上仍然受到歧视，许多人不愿意来到医疗机构接受体检，例如香
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男同性恋者不愿意接受体检。此外，艾滋病病发
之前的潜伏期也使许多感染者对此掉以轻心，但当症状出现时，已经
为时过晚。这些都给预防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同性恋者参与社区活动（包括性活动）的程度也有着很大区别，
既有一些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公益活动的热心人士，也有一些只与性
夥伴发生隐秘的性爱行为但不在其它场合抛头露面的人（如许多已婚
同性恋者），还有一些人虽发生同性性行为但并不自认为同性恋者
（如部分性工作者），等等。社区内人群也因教育水平、经济基础和
兴趣爱好的不同而形成各种团体，光接触其中某一团体并不足以对整
个社区取得全面的了解，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难题之一。
同性恋社区内部成员以相同的性倾向为交往的基础，相近的价值
观念使社区内的人际关系较为紧密。整个社区出于自我保护，具有较
强的排外意识，例如他们对异性恋者（包括亲生父母在内）普遍缺乏
信任，对政府及所属部门也习惯性地“敬而远之”。来自不同价值观
念体系的异性恋者打入同性恋社区的难度较高。
◇ 用经纪的方法来寻求沟通
为了对同性恋社区进行艾滋病预防教育，了解艾滋病在同性恋群
体中的蔓延，方法之一是定期在同性恋社区内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并
对一定数量的同性恋者进行体检跟踪，以检测艾滋病在他们当中的感
染程度，但同性恋社区的隐秘给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本文着重介绍
的经纪方法，要求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与同性恋社区内的领袖人物建立
信任关系，通过物物交换和互通有无，在社区内开展预防和调研工作。
调研工作牵涉到四方面的人士，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政府部门 ←→ 调研人员
↑
↓
同性恋社区 ←→ 社区领袖
关系的两端是政府部门和同性恋社区，他们之间的隔阂由调研人
员（由政府选派）和社区领袖（由同性恋社区推举）的沟通来得以消
减。
艾滋病预防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同性恋社区的具体需求，这是两
者沟通的基础。我国的同性恋者普遍认为快乐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政策的宽松程度。宽松的社会气氛有利于同性恋者走向公开，更可
能响应政府提出的健康教育和干预政策。政府对于同性恋者采取理解
和宽容的态度，可以争取到同性恋社区的支持和合作。正确理解同性
恋现象和同性恋者，需要政府各部门（如法律和宣传部门等）的协调
努力，但卫生部门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１）如果国家卫生部门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比较开明，应该尽可能
将这类观点付诸于政策性的体现（如正式文件的颁布等），或者将已
有的政策进一步明朗化和公开化（如卫生颁布的不得歧视艾滋病人的
有关规定）。这类“红头文件”不仅使调研人员有了“定心丸”，而
且往往能够有效地消除社区成员的担惊受怕情绪和戒备心理；
２）拨款支持调研项目，这是对同性恋社区表示关心的最具体表
现；
３）艾滋病防治需要长期坚持，为了使政策的一贯性得以持续，
国家卫生部门可以与其它部门（如宣传和公安部门）商议，不要对同
性恋社区实行周期性和间歇性的打压。这种打压不仅是法制不健全的
表现，而且只能进一步使同性恋者走向隐秘，给预防工作增添困难；
４）认真审视有关同性恋与疾病分类的医学证据，敦促有关部门
接受“同性恋不是疾病”的科学观点，为同性恋者摘除“病态”的帽
子，以争取同性恋社区的合作。
调研人员是联络政府和同性恋社区的关键环节。卫生部门有关机
构的同性恋官员或者对同性恋有过研究的有关人士往往是这方面的合
适人选，他们的性倾向或者学术背景是与同性恋社区沟通的基础。由
于大城市人口密集，同性恋社区在绝对人数上已经相当庞大，需要不
止一名的专职调研人员开展工作。他们在同性恋社区内开展工作时，
可以为社区提供：
１）表达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理解和关心，例如对于同性恋者组建
同性伴侣家庭的愿望表示支持；
２）保证所做研究关系到同性恋者本人的切身利益。切勿将同性
恋与艾滋病挂钩，表明同性恋者是易感人群之一的同时，阐明工作的
目的在于提供预防教育，是一种关心，而不是打算对他们实行歧视性
的检疫隔离；
３）让同性恋者了解到有关艾滋病的各方面知识；
４）帮助同性恋者及时得知社区活动的有关信息；
５）为同性恋社区提供捐助，经常出席社区的活动，举办有关健
康教育和干预的聚会；
６）允许同性恋者了解研究的过程和有关技术细节；
７）鼓励同性恋者介绍其他朋友加入研究；
８）定期为参加研究的人员提供免费体检（体验得到的数据可用
于跟踪性的跨阶段研究）；
９）为感染者提供药物，以延缓病毒扩散，同时尽可能得知他们
的性夥伴身份，以作跟踪检测。
为了取得和维持同性恋社区的信任，调研人员需要建立自己的资
信，这种资信可以通过以下行动和素质获得：
１）争取到国家高层部门对此类调研项目的书面支持；
２）在媒体（如报刊杂志和学术刊物）发表有关文章，对同性恋
表示理解，支持同性恋非病理化的主张；
３）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艾滋病研究的文章时，注明得到同性
恋社区的协助，并向他们致谢；
４）当某些地方部门（如公安部门）对同性恋社区进行不合理的
打压时，对这种做法表示明确反对；
５）熟谙有关的同性恋研究资料（如历史和文化等），特别是当
代同性恋研究的进展。广大同性恋者迫切需要了解有关自身的信息，
但苦于渠道有限。调研人员如果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更容易获得同性
恋者的尊重和信任；
６）对同性恋社区的文化特征见怪不怪，其中包括习惯同性恋者
坦露的语言风格和出格的玩笑等；客观地了解同性恋者频繁更换性夥
伴的社会原因（如伴侣关系无法无法公开，得不到法律和社会的承认
等），切忌摆出异性恋优越感或者显露出道德至上的倾向或情绪。
由调研人员展开对同性恋社区的接触。社区领袖必须具备一定的
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待人友善；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较强的调解
与斡旋能力；在社区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受到同性恋者的普遍信任；
理解和关心艾滋病患者，能够利用夜晚和周末开展工作；本人具有一
定的经济基础；能够为当事人保守秘密。
同性恋酒吧的主人往往是较好的社区领袖候选人。开始具体筛选
时，可以召集各家同性恋酒吧的主人和社区内的公益活动分子，让大
家来推荐合适人选。确定社区组织领袖后，由来自社区的热心者组成
议事会，议事会成员最好能够代表或接触到同性恋社区中各个层次的
人。通过培训使议事会成员具备初步的市场营销知识，由他们来招募
调研项目的具体参与者，对于调研参与者的身份要严加保密，以防止
歧视和暴力伤害事件的发生。议事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项目进展，
指出问题，部署下一步工作。
社区领袖可提供：
１）政府有关支持同性恋权益的文字材料；
２）提供活动场地和设施，为研究者提供信息，分发问卷，通过
召开会议或者聚会获取血液样本，或者说服和敦促被调研人员去卫生
机构接受体检；
３）通过自己拥有的渠道为社区提供宣传品和其它资料；
４）为研究者提供有关调查的建议；
５）为研究机构介绍其他与同性恋社区有着紧密联系的人士，其
中包括其他酒吧主人、社区中的公益活动者和值得信任的医务、法律
和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职业人士和学者；
６）与社区内人群保持稳定频繁的联系，及时让社区成员了解政
府颁布的政策。
艾滋病预防教育需要注意到同性恋社区的需求和顾虑（如身份和
体检结果的保密，如何取得社区其他成员的合作等），而这些需求需
要通过社区内普通人士的诉求才能得以客观的表达。社区领袖在此可
以组织一些同性恋者到自己的设施（如酒吧）举办半正式的讨论会，
研究人员旁席倾听，让参与者自由发言。这些发言往往可以客观地反
映出社区的状况和同性恋者的顾虑。这些顾虑影响到调研工作的实效，
是调研人员所必须考虑到的。
在招募人员方面，可以用“滚雪球”式的层层推荐方法，它类似
于层层销售，即参与者同时成为推荐者，招募其他参与者。如有可能，
可以视招募到的参与者人数和参与程度，为推荐者提供一定的物质奖
励。这方面最成功的经验是美国性学家金赛博士于四十年代展开的调
查，他在研究男性间性行为时，通过由性夥伴介绍圈内朋友来一层层
扩大样本；美国匹兹堡大学于八十年代末开展同性恋者性行为和疾病
传染研究时，先征集到一定数目的同性恋者，然后通过他们介绍朋友，
来扩大研究和教育人群。
经纪方法涉及到一系列成本，比如与社区保持联络、资金捐助、
印发宣传资料和举行定期体检等，但这些成本与患病所带来的损失相
比，还是少很多。跟踪调查可以具体了解到感染者以及艾滋病在他们
身上的传递速度，然后通过他们得知其性夥伴的感染状况，以防止疾
病进一步扩散。
有人会问，这种调研项目是否会对同性恋社区进行“怂恿”，使
社区活动（包括性活动）更为频繁，从而导致艾滋病感染的扩大？针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指出的是，在同性恋受到媒体注意之前，各
大中城市已经于八十年代中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社区，它几乎完全游
离于主流社会的眼界之外，以至于很多人视同性恋为西方独有现象或
者来自西方的“毒害”。这种隐秘与社会的开放程度有着紧密关系，
社会的开放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性恋社区的隐秘特征也不会在短
时期内产生很大改变，但其人数之庞大和性活动之频繁并不会因社区
的隐秘而所有减少，他们在压制下只会走向进一步隐秘，卫生部门将
更难以确定病源和传染的程度，这样只会给疾病控制带来更大困难。
预防疾病是政府的职责之一，疾病导致的重大损失最终将由政府
担负。虽然同性恋者频繁更换性夥伴是疾病感染的主要原因，但这种
行为的产生有其社会原因（如伴侣关系不能公开，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等），不能认定同性恋者“咎由自取”，回避在他们的社区内开展预
防工作的必要。还必须指出的是，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也可能使疾
病蔓延到社区之外，比如中国的男同性恋者绝大多数在成年后进入异
性恋婚姻，其中有不少人仍然与同性发生性活动，这些人受感染后，
极有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妻子和出生的孩子。双性恋者或者同时以男女
为客户的性工作者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异性恋者。
在同性恋社区内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需要政府和同性恋社
区的共同努力，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是工作成功的关键之一。在本文
中，笔者借鉴了国外的有关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相应的建议，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倾听各方面人士的看法和意见。
参考资料：
《同性恋：艾滋病肆虐的角落》，《健康报》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９日
（第１版）．
silverstre.，anthony j.，brokering: a process for estimating
long-term and stable links with gay male communinities for
research and pulbic health education．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6（1）65-73,1994